如何每年研发出一百个创新药？| 药明康德生态圈专题讨论实录

如何每年研发出一百个创新药？| 药明康德生态圈专题讨论实录

昨天，一年一度的药明康德生态圈晚宴在卓美亚喜马拉雅大酒店盛大举办。今年的药明康德生态圈晚宴首次增添了重磅嘉宾云集的两场专题讨论。在“如何大幅提高新药研发效率和成功率”讨论环节，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杨青博士对话三位来自产业界的精英，从跨国大型药企、生物新锐公司和CDMO平台的不同视角，来分享自己的洞见。

主持人：

杨青博士，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

嘉宾：

李恩博士，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总经理

罗培志博士，天演药业首席执行官

周伟昌博士，药明生物首席技术官、高级副总裁

杨青博士，药明康德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

杨青博士：药物研发的生产率和成功率，相信是在座各位嘉宾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三位嘉宾分别是来自跨国药企研发掌门人、平台企业首席技术官和生物医药新锐的创始人和掌门人。我相信各位对于这个话题有不同的见解，有请各位嘉宾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李恩博士，诺华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总经理

李恩博士：我在2003年加入位于波士顿的诺华全球研发中心。2007年回到上海，当时就很幸运认识了药明康德和李革博士。中国当时整体的新药研发环境还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觉得未来的本土新药发展趋势还有不少未知数。所以当时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和回国创业的心态，早期研发实践有不少挑战，但十年后的今天，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研发生态圈与十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周伟昌博士，药明生物首席技术官、高级副总裁

周伟昌博士：我于2012年加入药明生物。此前，我一直在美国从事医药产品开发，在默沙东等企业工作过。对于我来说，加入药明康德集团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从产品开发性企业转移到平台性企业，我渴望看到新药开发的成本降低、效率提升，早日实现”让天下没有难做的药，难治的病”这个伟大的愿景。

罗培志博士，天演药业首席执行官

罗培志博士：1998年我加入一家生物新药初创公司，创立者利用超级计算机设计人工蛋白，还有重磅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我们曾经和大企业洽谈合作，但是当时不少大企业表示只需要小分子药物，不需要蛋白药。之后我又参与过其他伙伴的创业历程，直到7年前成立了天演药业。

杨青博士：三位嘉宾正好了代表了生态系统的不同环节。去年美国FDA批准了59个新药，中国新药审批也创下历史新高。请各位点评一下这个结果，预测一下明年FDA批准多少新药？拿出你的水晶球看一下。

李恩博士：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们都希望从新药开发到推向FDA批准和上市，效率能够不断提高，我预测大概明年的成药数字在60-80个的范围内。随着生物新锐初创企业的技术革新日益增多，新药和新疗法的模式也会不断增多，可以有小分子、抗体、基因/细胞疗法、RNA疗法等等。

周伟昌博士：2018年是创造历史的一年。去年FDA批准的59个新药中，有14个是生物药，12个是单抗，这是史上生物药获批数量最多的一年。对于来年的新药上市数字，我有两个预测；首先从个人愿望来说，我希望2019年再创新高、超过59个。第二，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年批准的数量和2018年提交NDA/BLA的数量有关联。截至2018年11月30日，NDA/BLA提交的数目是43个。以往提交的NDA/BLA获批可能性为85%-90%，FDA局长Scott Gottlieb博士上任后的2017和2018年，这个可能性大幅提高。同时，新药获批的速度也在加快，2018年上市新药有3/4通过加速渠道审批。所以预计未来NDA/BLA提交一年内就能获批；综合各种因素，我预测明年新药上市数目在45个左右；如果2019年上半年申请数量超预期，全年获FDA批准上市的新药数量将有望达到60个左右。

罗培志博士：要预测未来并不容易，但我相信一点，我觉得生物科技的基础科学领域有一些很好的突破，有望实现快速转化，而且转化方式和成果越来越个体化，产出的新药数量也有望增加。我非常看好这个前景。

杨青博士：除了憧憬未来，我们再来谈谈最新的行业信息统计。最近德勤出炉的行业报告引起许多振荡，他们分析现在新药研发成本达到22亿美金，而大型药企的研发回报率只有1.9%。有请三位嘉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来分析。

李恩博士：大型药企的研发效率还有不少提升空间，尤其是资金投入需要更好更高效地聚焦在研发领域。不过这种局面在不断改进。过去大型药企的项目管理趋势，是所有环节都在内部完成，而现在生物医药的生态圈蓬勃发展，有许多医药研发的服务平台逐渐成熟，有助于各类药企降低研发成本、加快研发速度。另一方面，小型生物医药新锐企业利用前沿科技的转化效率相对较高，可以较快地从基础科学的最新突破中找到新药物、新疗法的有效靶点；在这一方面，大型药企可以和生物初创新锐更好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罗培志博士：我非常同意这个看法，IBM早期生产计算机，从键盘到鼠标等各种配件都由自己完成，但IBM很快意识到英特尔生产CPU更为专注、键盘由台湾地区生产更为高效。最重要的因素是有不同的核心竞争力与风险承受力，加上高效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小型药企很难匹敌大型药企的临床设计和营销能力，但是在这个日益壮大的产业生态圈里，也会通过不同的优势互补渠道，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对于整个产业链和生态圈来说，我希望未来它的多样性能够不断丰富，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个Keytruda在哪里。

周伟昌博士：我们看看排行前十名大药企的使命，都是聚焦于整个药物发现、开发、制造和销售的全方位产业链。但大而全的代价就是效率。FDA去年批准了59个新药，"first-in-class"只占1/3，这个比例在过去20年内没有变化。"First-in-class"新药的成功率只有3%左右，这说明很多药物靶点最终证明是不成功的。如何降低失败率，需要我们在生态圈内采用接力赛的办法。刚才两位都谈了，各个行业把自己的专长做到最好最精致，就可以提高成功率，从而降低成本。

杨青博士：总结一下三位的分享意见，主要包括研发价值链重构、对研发的决策能力和领导能力、术业专攻并分工做到极致。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希望行业每年能诞生一百个甚至更多新药，大家认为还有哪些能够提高研发生产率和成功率的方法？

周伟昌博士：公司的战略选择非常重要。刚才我说到去年的创新药中有1/3是“first-in-class”，这些项目研发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开发同一个成功的靶点的新药，成功率会高得多。比如针对PD-1/PD-L1这个靶点可以开发许多药物，成功率也非常高。但是多个品种的竞争会影响后期的市场效益。另外，核心能力和核心技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整个生态圈群策群力，因为任何一个公司都不可能掌握所有核心技术。合作就能共赢。比如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单克隆抗体开发的人源化就是关键技术，是由三个小型生物医药企业掌握。人源化和全人源的技术是抗体成功的关键。

我觉得对于来年的创新药上市预测，不论是100个还是200个都不是最关键的，最重要的是质量。比如基因/细胞疗法，我们预计美国在2020年，一年会有200个IND，如果成功率达到10-20%，每年上市产品可以达到20-40个。对于基因/细胞疗法来说，未来可以成功在体外开发出异体通用型CAR-T，而不是利用每位患者的自体细胞来进行治疗，是关键的核心技术。如果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整个基因/细胞疗法的前景会更加光明，甚至超过生物药和小分子药物。新药上市的总数量就会大增。

李恩博士：我同意这个观点，其实新药数字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还是要产生有价值的技术革新，并发现针对重大疾病在内的突破性药物和疗法（transformative therapies)。我们诺华设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所有项目都是“first-in-class”，将来我希望看到更多公司开启“first-in-class”项目，这样最终成功上市的新药就会增加，颠覆性技术疗法的数目也会提升。而且现在我们面临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大家站在一个平等的平台。基因/细胞疗法与大分子、小分子药物开发有所不同，一般不需要耗费8-10年的时间，一旦形成经过科学验证的模式，可以相对较快地进行转化，虽然现在成本较高，但我们相信日后一定会逐步降低。

罗培志博士：不少细胞疗法产品从验证到临床仅花费一年左右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奇迹。而现在已经有CAR-T产品获得FDA批准并上市。我觉得细胞疗法的进展和成功上市，给抗体药研发者也带来了很好的启示，因为抗体蛋白的生产、稳定和传代，也需要结合特定细胞系的培养，如果将优秀的抗体药与适合的细胞疗法机制进行结合，相关的联合疗法有望为病患带来更多治愈疾病的曙光。

杨青博士：听起来三位嘉宾对一百个新药上市还是非常有信心，希望把核心技术做到极致。新年伊始，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三位嘉宾都是带领精兵猛将深耕于研发第一线，2018年是否有一些成就愿意和我们分享，展望2019年，有没有一些激动人心技术值得期待？

李恩博士：我们希望在未来3-5年有更多新药能够推进到临床概念认证（clinical proof of concept)，这是我们的宏愿，我们希望能够给产业界带来更多颠覆性技术，并推进到临床和市场。

周伟昌博士：对我来说，2018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一年。大家知道2018年我们药明生物的合作伙伴成功开发了抗艾滋病药物Trogarzo（ibalizumab-uiyk），并得到了美国FDA批准。该药物不是针对HIV表面抗原，相反它是结合人体内T细胞表面的主要受体CD4，从而阻止HIV病毒入侵。在这个药物开发过程中，我学会了另辟蹊径的思考模式，因为早期试图开发针对病毒本身的抗HIV抗体并没有成功。目前抗衰老、冶疗神经退化性疾病和长寿领域研究蓬勃兴起，很多公司希望从百岁老人体内检测灵敏抗体，并且利用这些抗体开发药物，延长人的寿命。

罗培志博士：去年我们公司开发的一个激动剂药物已经进入临床试验，今年我们希望更多病人能够入组。我们的产品是全球第三家进入临床、针对这个靶点的激动剂，我们无论在靶位及作用机制上都不同于其他产品，希望我们激动剂产品独特的生物学机制，在药效及安全性上能够获得临床的验证。此外我们另一个正在申报全球IND的产品，可以尽快进入临床，展示其独特的临床价值。

杨青博士：最后一个环节，问一下各位比较个人的问题。首先，李恩博士久经沙场，我和他有幸相识于2006年，当时听他谈过自己的梦想，他作为研发中心最年长的总设计师，曾在诺华的研发中心波士顿剑桥总部描绘了美好的图景。您作为大企业内部的创业者，从无到有建立一个研发中心，把许多项目带入临床阶段。回想对话的情景，今天是否觉得梦想已经实现了呢？

李恩博士：当初回国时我就非常乐观，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世界级研发机构、“first-in-class”药物研发中心。一个机构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就要看是否有好的产品进入临床和市场。虽然我们仍然任重道远，但我们建立起来的研发管线和科学能力不亚于美国的生物医药企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还是实现了当初的目标。中国的科学家很优秀，跨国药企、创新企业、药明康德这样的研发服务平台都培养了很多优秀科学家。我们看到在JPMorgan论坛上，中国科学家的年龄普遍比美国年轻10-20岁，所以我想中国未来会成为创新的基地。

杨青博士：谢谢李恩博士的深情分享。从当年听到您的愿景到现在，我看到了诺华中国研发中心的快速成长，成为我们长三角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一部分。接下来有请罗博士，我和他结缘于20年前。当时经过朋友介绍，他和我分别在两个不同的生物科技公司创业。您创建天演药业快十年了，创业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故事？

罗培志博士：从2011年回国，我认为中国创新药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我们当初的想象，当初有人顾虑新药研发进入临床试验，需要解决融资问题，今天都已经解决了。中国新药的生态圈特别是药明康德生态圈，的确向产业界呈现了很多创新突破。中国市场目前资本充足，人力资源丰富，但是否能有勇气聚焦真正的原始创新药，有更多获得FDA批准的突破性进展认定的创新药上市，并最终让病人受益，将是中国新药研发的试金石！当然如果能产生像Keytruda这样的全球重磅创新药，才可能奠定中国创新药研发的江湖地位。

杨青博士：周伟昌博士，您于2012年在波士顿有机会加入药明生物，回想当初，您对历史和现状如何评价？

周伟昌博士：随着近年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和我们团队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我觉得自己非常有幸早期加入了药明生物的平台。2012年回国时，在中国研发生物药并不容易。从研发到药物临床试验都不容易，可能要花费两年时间进行药学研发、两年时间审批，而现在药学研发时间可以缩短到15个月左右，审批时间更是可能缩短到3个月之内，这对于中国新药开发、创新意义重大。我曾经觉得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需要很长时间，但现在觉得短期完全有这个可能。今年在中国市场可能会同时有六个抗PD-1药物上市，这比在任何国家都要多。五年前，谁能预料到这个呢？

杨青博士：谢谢三位的分享，尤其最后一个问题的讨论，让我们看到中国创新系统的未来。无论是大型企业、平台企业、初创企业，都可以用自己的梦想和汗水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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