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戴亦一：中国需要第三种增长方式

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戴亦一：中国需要第三种增长方式

时代周报记者 刘巍 发自厦门

在出口“世界第一”的地位被德国代替、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固定投资拉动经济模式逐渐失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互联网+”或者“工业4.0”等新浪潮中迅速启动新的引擎？

4月22日，李克强总理参观完刚刚挂牌的福建自贸区厦门片区后，前往厦门大学，参观了一家“建在厦大老建筑（骑楼）里的概念书店”。

“互联网+”概念是当下最重要的热点之一。而李克强前往的这家带咖啡馆的书店，也代表了厦大使用“经济学+人文氛围”的管理方式和驱动师生对学术、商业和公共话题的讨论氛围的传统—厦大每个学院必须拥有一家咖啡馆，教师前往消费一壶茶的价格，几乎必须低至个位数。

在厦大管理学院院属的“映雪咖啡馆”内，厦大管理学院副院长戴亦一，向时代周报记者表达了“互联网+”对宏观经济作用的见解，以及资产证券化对地产业转型的有效性的判断。

拉动经济需要释放消费需求

时代周报：“互联网+”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中？

戴亦一：目前整个经济面临的窘境是这样的：两种旧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新的增长模式。旧的两种增长模式分别是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当下，国家非常希望能转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但消费需求并不强劲，甚至出现了轻微通缩。

时代周报：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模式难以为继的背景是什么？

戴亦一：从1978-2008年，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按照日本模式在发展，即出口导向。中国的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使得中国持续了将近30年的发展，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优势就逐渐消失了。出口需求下降，同时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加上人口红利下降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导向战略从2008年开始就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2009年后我国转向了另一种同样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投资驱动，主要是地产。它不属于实体经济，而接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私人房产还是公共设施的建设，实际上都大量地在消耗社会财富。

财富高消耗使得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在内的整个社会背上了沉重债务，使得目前地方债和全国的国民负债率都非常高。并且，这类投资没有短期回报，即使有，也回报得极其慢。

房地产从表面上看，是一个连续性发展的模式。它拉动了购房需求，也创造了地方财政，地方政府的卖地所得建设了基础设施，改善了的基础设施还推动了房价、地价上升……它看起来是一个繁荣的小春天，但是这种繁荣很快在2014年被打破了。目前房地产供过于求，基础设施背后是大量地方政府不良债，经济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下行。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目前进入到一种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越来越悲观的状态，而悲观又导致投资、消费规模的萎缩。

今年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速在7%上下，这个是多少年来很难见到的。但更糟糕的是，整个经济失去了方向，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起码两驾失去了拉动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政府再提扩大内需。

时代周报：扩大内需并不是个新鲜话题，您认为目前政府对这一问题重视更胜往日？

戴亦一：首先，中国的收入分配向政府倾斜，这些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是逐年在降低。其次，过去10年来中国的真实通货膨胀率其实已经很高，政府在大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采取了信贷放水和印钞票的方式，从消费者的消费里面收取了“铸币税”，补贴修高铁和修机场的投资。

因此民营收入从数字上看似乎在增长，财富也在增长，但是实际上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与整个经济是不相称的，收入增长没能跑赢这种经济，无法成为拉动经济的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基础设施能够直接反映在GDP上成为政绩，而医疗、教育的投入对地方政府来说政绩并不明显，因此我国的医疗教育投资亦严重不足，加上养老机制实际覆盖程度的低下，更使得国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收入少+不敢花”，使得国民消费需求实际上被严重抑制。

因此，政府在出口和投资都失速的前提下，希望以消费需求释放来拉动经济，成为不二的选择。

“互联网+”是改善经济循环的尝试

时代周报：您怎么看“互联网+”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戴亦一：首先要看互联网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作用，它与工业革命一样，是信息时代的又一场颠覆式的革命。

其次，我国需要释放内需，释放内需就要求经济回归到发展可良性循环的产业，也就是实体经济。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生产的服务，消费者服务，最终由消费者买单的产业，才能自我循环。

能够自我良性循环的发展才是可以长期持续的。由政府买单或击鼓传花的产业则相反，都不可持续。

在发展可良性循环产业方面，当下的最佳选择即是改造整个传统产业。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才将互联网+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国家层面看，“互联网+”迟早会发生，很多领域迟早会被颠覆。与其被颠覆—被动地去适应它，那不如主动去迎接它。由国家倡导全社会对互联网+的重视，加速这一颠覆的进程。

时代周报：“互联网+”将如何重塑传统行业？

戴亦一：它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经济效率，刺激消费。

就目前火热的叫车行业来说，原来出租车难以打到，所以我出行永远首选自驾车。但目前来回叫车都很方便，我今天去公园，知道那个地方很难停车，我就会选择叫车了。

对教育行业也一样。教育行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是非常高的，以前做管理培训，我们学校在报纸上打广告，有需求的学院打电话过来，招生就完成了。但现在，我们加大投入做微信营销，建设自媒体，可以向更多人推送招生信息。

更重要的是，众筹式教育的出现。比如，微信朋友圈里几位朋友都想学国学教程，何必要给大学赚学费呢？几个或几十个人AA制，自己直接去请老师即可—因为像老师他也有他的APP，他有他的微博。

“互联网+”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第二个功能就是O2O，去中间化。大学、各种培训机构会不会被替代掉？并非不可能。

时代周报：有这样一种观点：从宏观上看，即便更优质的服务供给替代了劣质的服务供给，但由于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限制，总需求似乎并没有增加？

戴亦一：不尽然，消除信息不对称使得新的循环建立，人们的消费和收入都得到了增加。

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仍然以出租车行业为例，在路边招车模式下，乘客在马路边等半天等不到一辆车，浪费时间；的士司机他满街跑，空驶率极高，浪费时间和油气。空驶的成本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摊在消费者的车费中。滴滴打车已经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互联网+了，叫车模式使得上述的两种浪费大大下降。

滴滴专车那就更可怕，原本很多闲置私家车被用于解决高峰期出租车不足的情形。不少专车司机原是“闲人”，加入这个体系后，一个月能挣几千块到一两万元，赚钱以后他就会进行消费，循环就形成了。

另外，互联网为服务业提供了无数的创业机会。以淘宝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本质上是零售，零售类的中国确实走在世界前面。现在开始进入到服务业。

服务业是经济未来增长的真正空间，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70%，人对物质产品的消费，喝牛奶、买手机、买车子、房子，这些消费是有限的。但服务消费是无止尽的。

时代周报：“互联网+”的另一个含义是政府事务的互联网化，您觉得这一变化的作用如何？

戴亦一：同样是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减少。原本每办一次签证，人要去现场排队，现在我就在网上直接就可以办完。所以它大量地节约了全社会的时间，让人们能够多去工作、研发、创业、学习。在人口红利日渐消失的当下，这对于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效率是尤其重要的。

时代周报：您不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具有关键作用的转型方向？

戴亦一：与工业革命给整个产业界带来投资浪潮相似，“互联网+”也带动了新一轮企业投资，而且能够创造出新的产品来。它对于刺激消费，刺激实体经济的投资显然至少是一根救命稻草。

但它的确不能起到治本的作用。中国经济目前的窘境是消费需求严重不足，涉及收入分配等问题，“互联网+”只能改良它，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原因是，固定投资需求也是属于内需，消费需求也是内需。固定投资需求我们已经透支了，现在必须要去做的，就是要把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消费需求释放的最重要前提是让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敢花钱。这不是“互联网+”能够做到的。

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地产行业转型

时代周报：地产证券化在当下“互联网+”的节点上大热的原因是什么？

戴亦一：相对于欧美和日本，我国的地产证券化进程是严重滞后了。因为中国整个金融市场长期垄断封闭，市场化程度很低。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证券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一些有远见的公司2002年左右就在尝试，但是此前政策一直未能放开。

目前的资产证券化受到关注，因为它主要可以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地方政府的存量地方债问题。2014年一些三、四线城市出现了住宅过剩，一、二线城市则主要是商业地产过剩。

二是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逐渐实现将不易整体出售的固定资产套现。要把整个购物中心几十个亿卖给一个投资者很难，卖给几百几万个投资者就比较容易，不动产的资产证券化比较容易实现，只需要合理的收益率的估值。

企业将购物中心、写字楼、酒店这个打包，卖给中小投资者，企业把套现的资金转型到娱乐、旅游，这些服务型轻资产行业中去；中小投资者则获得长期的稳定收益。

时代周报：您怎么看资产证券化对地产业转型的作用？

戴亦一：资产证券化也是在对冲原有融资环境中的时间差，地产证券通常是长周期的投资，不是短期限的投资，这种基金一般是长期持有，持有一个购物中心长达20年或30年。这样房企手上的出售型资产，就在投资性基金的手中，转变为持有型的资产，持有型的资产收益率不会很高，但是它很稳定。

时代周报：资产证券化会如何影响地产业的杠杆率？

戴亦一：它会降低它的杠杆率，这句话实际上就是把我的这个资产打包卖给你了，是去杠杆的过程。

比如一个购物中心，房企原本需要借银行的钱来维持，现在我打包卖给某一个基金，不再需要借贷了。

资产证券化不仅包括不动产，也包括动产，以及地方政府。如果债务危机爆发的话，就将它持有的一些股票，通过上市的方式卖掉，这也是资产证券化的一种。

时代周报：您怎么看持有地产证券的风险？

戴亦一：资产的估值会涵盖这一点。过剩房产、资产的估值就会影响。风险较大的的确需要投资者小心，比如遇到不实的估价。但因为这个市场和投资者都很专业，比如基金管理机构、证券机构，他们注重到他们的市场声誉和收益率，会大大减少这一问题。

（戴亦一，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厦大EMBA负责人之一，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等校“总裁班”特聘教授，兼任厦门市大学资产评估事务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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