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万箭穿心'导演王竞 新片请明星玩大制作

《万箭穿心》导演王竞

　　作为学苑影展开幕电影的《万箭穿心》，被焦雄屏赞扬为难得一见的关注社会普通人家庭故事的电影。虽然它自11月16日于国内上映，前后遭到国产和进口大片的夹击，短短一个月，每日院线只有寥寥几场，几乎被人忽略，但在影评圈内却获得了较高评价：豆瓣评分8.5分，远高于许多同时期的大片，仅次于“少年派”；而在迷影网，专业影评则给出7.4分（“少年派”为6.9分）。

　　《万箭穿心》400多万元的投入，至今票房为300万元，改编自武汉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说，由谢飞担任制片和艺术总监。电影的片名源于小说中对“风水”的描述，谢飞告诉记者：“方方根据房屋的‘风水’联想到女主角以及她的家庭的命运，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和独特的艺术想象。通过中国人所说的‘命’和‘抗命’来贯穿女主角的命运。《万箭穿心》的英文名字如果按片名直译很难理解，所以我建议直译成Feng Shui，西方人也立刻能接受。”

　　该片导演王竞在电影圈虽不是熟悉的面孔，但其实他是与王小帅同时代的北电学生，学纪录片专业。据悉，已经拍摄了几部小成本制作的王竞正在筹备一部讲述乱世知识分子故事的古装大片《大明劫》，由戴立忍和冯远征主演。

　　《万箭穿心》在学苑影展的开幕放映后引起热烈反响。早报记者就电影的创作拍摄以及从低成本到大制作转型的话题采访了导演王竞。

　　结尾拍了两条

　　东方早报：《万箭穿心》改编自方方的原著小说。和原小说相比，电影剧本做了哪部分的改动？

　　王竞：原著小说的时间跨度比较大，电影表现起来比较困难，所以我们集中截取了十年前和十年后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原小说里对“儿子”一直讲到他大学毕业，工作，小有成就，买了房子之后赶母亲出门。我们当时还特别询问过方方老师为什么这样写，她表示，不懂感恩是现代社会年轻人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我后来考虑，这样极端的例子不太常见，如果在电影里单一地批判儿子，把他妖魔化，观众可能很难认同。而且母子关系应该从多方面来探讨，其实母亲这个角色的价值观也不是完全让我认同的，有一部分女性“自怜”的成分。一味地把她“英雄化”，或是一味地歌颂她作为女性的美德有些太单薄了。

　　东方早报：电影显然在人物塑造上做了些处理，比如删减了一些特别表现苦情的情节，同时也刻画了她性格缺陷的部分。方方对此有没有反对？

　　王竞：确实，第一稿剧本给方方看时有一些担心，但她并没有提出太大的修改意见。唯一提出的一点是儿子在看到母亲和情人在一起的那场戏应该删除，觉得对母亲的形象有一个伤害，是一个道德上的“污点”。不过事实上，我们后来还是拍了这段戏，也剪在了片子里。映后我也没敢和她联系，不过从朋友那里得知，她在微博上表示对这部戏很满意。

　　东方早报：有一些评论反映母亲这个角色的性格转变还是稍显突兀了一些。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泼辣跋扈的妻子角色，一下子就变成任劳任怨的弱势母亲。

　　王竞：没错，前十年这个人物在家里几乎是一个暴君，直到她丈夫自杀后，她整个好像变了一个人。在看小说时，我们就有这点担忧，也一直在寻找人物性格大转变的心理立足点。后来我从解析原小说的文章中得到启发：女主人公李宝莉（母亲角色）在丈夫去世后有这样一个心理独白：我要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了，我要做给你们看！这其中仍然有她先前的那种好胜心在，同时，也有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成分。为了在电影里表达这个心理转折，其实我们当初拍了一场戏，李宝莉在江边烧纸祭奠丈夫的戏，一边烧纸，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诸如：是你偷情对不起我在先，跳江是你不值，没有你，我一样可以把小宝（儿子）养大，我会做给你看……这段独白有一分多钟，言语很有逻辑性，也很紧密。剪辑时觉得这段话太长了，但拍摄时又没有给剪辑留有余地，所以只能全部舍弃。

　　东方早报：李宝莉在丈夫死后一直奉献的过程中也有转变，结局可以看做是她的一次“觉醒”和“重生”：与其说是被儿子抛弃，不如说是自己决定重新生活。这是否可以看做这部作品对于母子关系的一个定调？

　　王竞：是的，如果说李宝莉这个角色最初还有对儿子的愤怒，甚至也有过轻生的念头，但在江边那场戏里，她给许多年轻的孩子拍照时，她释怀了，原谅了儿子对她做出的种种“不孝”的举动。电影中的这种母子纠葛其实在中国的很多家庭里都有普遍性，在放映后，很多观众都会反映身边有各种“李宝莉”的影子。电影结尾，李宝莉挑着扁担准备离开家，奶奶问她：要不要给儿子留什么话？剧本原先写的是，李宝莉回答：马学武（丈夫）走时没有给我留话，我也学他，没话。但是实际拍摄时，演员颜丙燕建议沉默。最后我们拍了两条，剪辑时用了“无言”的这条。

　　镜头语言符合小说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东方早报：这部作品有一个明显的地域特征是武汉，如何用镜头语言捕捉这座城市的气质？原小说的年代感不是特别清晰，如何把握时代特征？

　　王竞：我们咨询了方方老师小说故事的确切时间背景，但她自己也没有特别明确说是哪一年。因为剧本里提到了一句“高考提前到6月”，所以我们就把时间设定在2003年，往前倒退十年就是1993年。

　　关于摄影风格，我们期望可以体现武汉的庞杂，生存空间的拥挤以及人际关系的火爆。武汉是一个码头城市，是一个江湖，人有好斗的个性。整座城市虽然杂乱，但又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参考了很多图片，希望出来的摄影风格不要太漂亮，而是粗糙的，有点“毛边”。整部电影除了最后一个镜头之外都是“肩扛”，一是希望镜头语言不能特别考究、工整，这样比较符合小说里那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以及李宝莉所处的社会阶层的特征。二是这样出来的所有镜头都是相对“被动”的、跟着人物的举止而动，构图上可能并不精确，却像生活中随便裁剪的一个片段，这种相对“滞后”的拍摄有点像纪录片的风格，有一种生活的“呼吸感”。

　　东方早报：影片的结尾镜头耐人寻味，不同人有不同解读，作为导演，你的拍摄本意是什么？

　　王竞：我们无法判定最后李宝莉上了车之后是开始了幸福的生活，还是另一段悲惨的命运。我们只能说，她人生中的这一页翻过去了，下一页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想表达一个生活在继续的状态。我不希望那辆车很潇洒很顺利地离开，所以加了一点小波折，给人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东方早报：现在市场上的大片票房动辄上千万、上亿元。你们当时在拍摄《万箭穿心》时抱着“炮灰”心态么？

　　王竞：在拍摄时完全没有受到市场的影响，也没有想到票房的问题。谢飞老师的心态是不能让投资方赔钱。他想到的回收渠道中，票房其实算是“附加分”，比较主要的渠道是电影频道的版权（200万元），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投资（50万元），还有一些国外公司的销售版权等。因为当时成本是严格控制的，所以回收压力不是很大。

　　我现在正在拍摄的一部古装片《大明劫》制作就达上千万元，由冯远征和戴立忍主演。但对我来说，钱太多的话并不一定是好事，它往往会转移创作者的注意力。比如有一场戏，我主要传达的信息就是一个角色被杀，但是有了制作成本之后，往往会忍不住追求一种场面上的过瘾，忘记创作初衷，迷失在对“更多人、更大场面”的追求里。现在很多大片的导演就有这种迷失。对电影人来说，钱不是唯一的，也不能够成为一部电影存在的理由。

　　东方早报：你马上要拍的这部古装片不单是大制作，也有明星出演。面对转型心态上有变化么？

　　王竞：像我这样的（拍小成本电影）导演，内心也会渴望拍那种很炫目华丽的大片，有很多明星的电影。我也认识一些拥有“观众”的导演，他们的片子赢得了市场，但在电影节或者是专业口碑上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很困惑。这就好像人们看车，大多数人可能都只关注车的华丽外表，但也有一部分人会关注发动机、内部构造。理想的状态自然是生产两者兼顾的车子，以及培养两者兼顾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