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谈《红气球》 背对观众创作才真正开始

当被记者问到与侯孝贤的合作体会时，比诺什称这就是“道”。本报记者谷峪摄

      戛纳当地时间18日下午6时，“一种关注”单元开幕片《红气球》的导演侯孝贤及主演朱丽叶·比诺什接受了众多记者采访。当天采访安排在海滩边上的一家酒吧内，除大量中国记者外还有早早约好的海外媒体。巧的是，入选非竞赛单元的阿萨亚斯新片《登机门》剧组也在同一家俱乐部内安排采访。不大的空间中，《登机门》女主角阿西娅·阿珍托、林熙蕾与《红气球》的女主角朱丽叶·比诺什、导演侯孝贤齐聚一堂，令众多记者应接不暇。一向野性难驯的阿珍托在专业摄影师的要求下摆出各种性感姿势拍照，林熙蕾则静静地坐在另一边与中国记者聊天。

　　朱丽叶·比诺什的到场最为轰动，穿红色长裙的比诺什虽然脸上已有皱纹，但魅力依然不减，自然洒脱的态度更令每一位记者大赞她气质过人。

　　比诺什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谈笑风生，说到高兴处还扔起了枕头。有记者用英文问比诺什和侯导合作的体会，比诺什笑称这就是“道”，“只需要等待自发的一刻，西方很讲控制、男子气，但作为演员，更需要开放性、爱和接受”。当记者继续用英文追问时，侯孝贤斩钉截铁地打断了她，说：“你不要用英文问，你用英文问应该到英文组，你这样一问大家都不必讲了，我都听不懂。”该记者立刻道歉，此后所有提问都用中文进行。

　　■对话

　　只有背对观众，创作才真正开始

　　记者：老版的《红气球》电影对您有什么启发？

　　侯孝贤：其实是写剧本前我看了一本叫《巴黎的月亮》的书，作者是美国的一个记者，1995年-2000年期间他住在那边，有提到他看《红气球》的经验。我感觉这有意思，才去找到1956年的那部电影。我感觉红气球和小孩的关系可以在新的电影里面继续展现。这是两个不同的对照。

　　那时候红气球的象征意义就是小孩看上去没有自由、红气球代表自由，但其实小孩的心灵非常自由，因为社会比较单纯。现在的小孩看上去很自由每天要babysiter接，有很多玩具，电动什么的一堆。但是他被社会的所有价值体系捆绑住了，反而没有自由。所以放在现在的话，红气球是很难接近小孩的，接近的话恐怕没有几个小时就被小孩丢掉了。所以我对红气球的设定就是从1956年到现在，它是一个老灵魂在里面等着，等着有人招呼他。结果这小孩只是无聊，在那边一直叫一直叫，就去跟他。可以说代表了我对现代社会的小孩困境的关照。

　　记者：今年是戛纳60周年，您的影片又开幕“一种关注”单元，这里有什么话想寄予戛纳或观众的吗？

　　侯孝贤：电影其实是你寻找自己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从自己的经验拍到你观察到的外面，很难说你跟戛纳或观众的关系是什么。跟观众的关系，一种是背对，一种是面对。面对观众的导演一直在猜观众喜欢什么电影，好像是服务业。而只有背对观众，你的创作才真正开始。但不要以为背对观众就可以像摧枯拉朽一样创作出来，不可能。背对观众就是面对自己你怎么看这个世界，怎么看自己。戛纳60大寿就庆祝喽，好像我在台湾办生日。情人节为什么办啊？办才有收入嘛，总要给情人们一个互相给东西的借口，你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

　　记者：您在意法国观众怎么看您拍摄的法国吗？

　　侯孝贤：巴黎的形象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法国人看了以后感觉这不是法国，就像我们常常看国外拍日本、中国，你感觉根本不是中国。我在意的就是在文化差异下你能做到什么、能不能做到。我以前一直不敢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感觉文化差异跟电影呈现的生活细节有很大关系，你不要讲法国了，内地和台湾都不一样，习惯用语或者是传统背景都很不一样。这个差异性怎么掌握？我的方式是把它丢还给你（演员），只给一个场景，一个状态，直接就拍。

　　记者：王家卫拍了英语片《蓝莓之夜》，您拍了法语片《红气球》，港台导演走出去是未来的趋势吗？

　　侯孝贤：这个不必担心，我都不担心你担心什么，就让他自然发生好了。我告诉你，内地电影起来的话他们的银幕要从3千多增加到3万，预计是3万到5万多，市场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你还会往外跑吗？你不会的。你就算往外跑也是一种跨国合作。

　　你基本上不需要担心，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必然会发生。

　　记者：《咖啡时光》的东京、《红气球》的巴黎，下一站是哪里？

　　侯孝贤：下一站可能是……北京喽（笑）。北京我是没拍过了，我感觉很难。

　　法国东京距离那么远，文化那么远，反而很好拍。我在台湾就常常被那里的folks（居民）扭曲，因为你知道太多了，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去大陆又比法国东京近一点，讲的话也一样，但差异非常不一样，反而很难抓。

　　这里边还有电影工业上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华人演员基本上是导演说什么就演什么，你让他自己来就不知道怎么样。那我只要使用非演员就OK了，因为我知道怎样调节非演员，你只是在使用他们的特色，他们的本质，就像宋方（《红气球》女二号），她的节奏一拍我就知道，很平稳，跟比诺什是很好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