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利到划开现实的手术刀——Mtime专访导演李杨

李杨 

　　11月底的北京，天空中有着厚厚的阴霾，映着远的近的高楼大厦，竟然和《盲山》中的那片远山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碰撞。坐在咖啡厅2楼的导演李杨面对采访显得神采奕奕，他的眼神有着职业演员般的跳跃和感情表达，儒雅的气质很难联想到他的电影如同“手术刀一般锋利的划开中国现实的一个横切面”。

　　2002年的时候，旅德15年的李杨自筹了300万拍出了他的第一部电影《盲井》。2003年的柏林电影节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盲井》夺得了银熊奖，同时参加奖项角逐的还包括那部中国武侠巨制《英雄》。2007年，李杨带着新作《盲山》入围了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在延续了“真实的震撼”风格同时影片也开始第一次登陆国内院线。

说“影”解“盲”

M：《盲山》首映的海报上写着“盲”系列，你打算拍一个“盲”系列的电影吗？
李：（笑）也许吧。一定要叫“盲”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否合适（影片），如果有一个“盲”字也很合适，那样也许就叫“盲”什么了。

M：下一部作品在什么阶段了呢？
李：酝酿中吧。

M：这个“盲”很有创意啊……
李：冥冥之中用了这个“盲”字，挺满意的。因为“盲山”、“盲井”这样的词在中文里都没有，算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的了。同样，在英文中也是没有的。所以这样叫出来还是有点小得意。后来自己反思的时候觉得这个“盲”很有意思。“瞎”是眼睛瞎了，是生理上的，但这里的“盲”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我们可以解构这个字，“瞎”是类似灾害般的生理上残疾；“盲”多了一层视而不见的意思，已经超越了生理上的意义。第二部电影当时叫过《回家路》、《回归》等名字，拍完、剪完后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名字。后来觉得《盲山》这个名字不错，简单点题。

冷酷的当头棒喝

M：从《盲井》到《盲山》，你为什么对反映底层人们生活的题材这样感兴趣呢？
李：我觉得底层的生活是五光十色的，甚至比白领生活还要丰富。相对于穷的只剩下钱的生活、很物质的生活，底层热门的日子是很鲜活、丰富的。这其实涵盖了中国文化元素在里面，很多的价值观、道德观在底层都有深刻、直观的反映。我的电影不是一种对于底层人物的歌颂，我只是还原它本来的面貌，展示底层的真实生活。我也不会永远拍这样题材的电影，但有的时候需要一种东西来当头棒喝一下。

M：那么你在拍这两部电影之前，和他们有接触吗？

李：我从德国回到中国的时候住在北京。那个地方很有意思，在长城饭店的后面。每天既可以看见民工们热热闹闹的工地生活，也可以看见长城饭店那边豪华的生活，那种感觉有点梦幻般的不真实，不和谐中的和谐。一边是草帽泥腿，一边是西装革履，底层不底层和幸福没有关系。

     电影关注了底层就是关注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有的人喜欢写阳春白雪，但是我觉得那样有点太夸张，所以我喜欢拍和记录片相关的东西。通过这样的拍摄，我可以接触最低层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另外的一点也和我的专业教育有关系。我原来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做演员的时候常常需要“下生活”，也就是体会生活。那个时候为了表演会接近和体会不同的生活，当然也包括和底层人们的接触。

M：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李：对。我小时候过着的是一种吃穿无忧的生活，那时候我的父母都是演员，当时家庭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也比较有社会地位。我父亲是西安有名的演员，当时的一部名片《延安游击队》的男主角就是我父亲扮演的。好像现在还可以买到这个革命经典的电影。父亲文革前主演了一些电影和话剧，文革中一下子被打倒，我们也变成了”狗崽子“。那时我被寄养在别人家里，在艰辛的环境里接触了很多人。和他们在一起让我觉得很舒服、自在，这个在多年后依然这样，在豪华的地方反倒不舒坦。

M：看着《盲山》中的那些面孔，会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那些麻木的、需要被唤醒的生活，你在拍片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有体会吗？或者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
李：我拍这部电影没有从”唤醒“的角度来考虑，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他们来做演员、拿拍戏工钱，戏拍好了就走人，这个过程其实对于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当然，拍片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经历，比如，片中演妈妈的演员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了。电影唤醒不了人，之所以有人觉得我的电影很冷酷，是因为我非常客观的展现了事情的经过。观众有着怎样的感受，这个就是电影生命的一种延续。我无法唤醒谁，也没有人需要唤醒。我反对那种高高在上的表现人性（的方式），人性是共通的，麻木在很多时候都有体现。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一车祸发生，看看大家都是什么样的表现。同样，不管是百万富翁、知识分子、艺术家，表情和这个故事中的农民没有区别。同样的事情在国外也是这样，我在德国期间遇见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德国新纳粹主义很猖狂，制造伤人事件。有人在街上受伤，可是报警之后警察迟迟没有赶到，大街上就有人那样麻木的看着，没有丝毫伸出援手。可见，自私、麻木是人类共通的一面。我在电影中尽量保持着一种客观的展现，不流露自己的观点和倾向。导演毕竟不是政治家，他需要的是拍出一部好电影。在不同的社会组成成分中，知识分子不是政治家、不是商人，支撑他们的是精神，是责任感。

李杨在拍摄现场

迷恋关于真实的表达方式

M：你有曾在德国学习电影的经历，这段海外求学的经验对您现在拍摄电影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李：1987年，我争取到了出国学习的机会。之所以到德国，主要是因为它的大学教育不收学费，我只要打工就能维持生活。我在德国一共学习八年时间，开始的时候语言不通，只好先学其他相关专业，例如艺术史、戏剧等，最终在科隆电影学院学习。在德国期间拍了几部纪录片，其中一部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题材；另外两部片子都是关于少数民族的，摩梭人的婚姻观念，以及哈尼族对死亡的纪念仪式。因为我有过拍摄纪录片的经验，所以现在拍起这种纪录式反映现实的片子比较轻车熟路，纪录片式是我找到的比较适合于我自己的一个影像表达方法。电影有各种的表述方式，这种将纪录片式的手法用在电影上，是我更喜欢的、更迷恋的。我很庆幸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人喜欢唯美的、诗意的表现电影的方式，而我更喜欢这种粗糙的、原始的，看似没有打磨，其实经过打磨的电影。

M：从你在德国拍摄的纪录片题材来看，你似乎对文化人类学比较感兴趣……
李：对。其实这些纪录片都是在记录人的不同变化。我拍婚礼、葬礼，在这个时候往往有一种戏剧性，会有异于平常的生活。也许因为我从小在剧团长大，始终都很迷恋戏剧性，现在拍片时比较追求这个戏剧性。拍摄纪录片也会去把握它的开端、高潮等，我喜欢这个样子，这就是我的表达方式。

《盲山》细节

M：看了《盲山》的结尾，我突然想起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盲山》的光明结局是不是不一定就是事实呢？
李：也算是一个事实吧，因为这个光明结局是两个结局或几个结局中的一个，当然后加上的结尾字幕直接歌颂了公安干警。对于女主角来说这个选择也是无奈的，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就算回到了家里，还是很难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大部分的人面对这样抉择的时候还是会选择了妥协，这也就是在影片海报上说的那句话“是尊严还是苟活”。对于白雪梅，她选择的是要尊严，而对于片中其他人则多是苟活了。这个结局是开放式的，她回去后面对怎样的生活，怎样继续生活都是未知的。

M：片中饰演警察老朱的人本身就是一个解救被拐卖妇女的警察，是吗？他在现实中办案也是和片中一样吗？
李：对，他本人就是一个警察，打拐英雄朱文光，很有名的。在我了解到的关于拐卖妇女的解救中都是外地警察办案的，这个很说明问题。直到2007年这种拐卖妇女的事情还在发生，这个都很值得我们反思。如果买人的人被判有罪，相信现状会有所不同。在我所了解到的解救妇女的案例中，没有一个是解救顺利的，都是要偷偷的，甚至要动用武器。解救遭到的往往是全村百姓的围攻、反对。在我的这部电影中我可以这样确信的说所有的细节都是有据可查的，都是源自真实的。

M：这些细节把这个远在山里的故事带到了观众的身边，让我们这些生活在城市的人也会有共鸣……
李：虽然我们现在的资讯很发达，但是我们的资讯是经过筛选的。这种筛选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比如电影新闻，很多媒体的头条关注的是娱乐的价值，明星的私生活等八卦占据了很多版面。这样的资讯最后传达的效果就是出于商业等诸多因素的筛选。

M：《盲山》戛纳放映版本和国内上映的版本区别大吗？
李：没有太大区别，仅一些区别。如同加工服装，出口版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也许两个月后就有了出口转内销的版本－盗版。（笑）有些东西有和没有，哪怕是刹那还是有点不同。

“拿家丑给外人看？”

M：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很多国外获奖的作品往往涉及到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你对此怎样看的呢？
李：其实很简单，可以看看在国际上获奖、受到肯定的作品，有哪一部是歌功颂德的？闪耀光芒的往往是其中的批判精神。作为艺术来讲，电影往往都需要讲述一个对立面，不是好人、坏人那样的简单。人间的悲苦是文学作品、甚至电影永恒的主题。比如今年戛纳电影节60周年的献礼短片，没有一部是讲述电影的宏大与辉煌，反而讲述的是电影趋向没落的反思。60周年的大庆中没有春节晚会般的恢弘颂歌，反倒是多了深沉思考和导演的精巧心思。这个和是否获奖没有关系。当下美国电影有很多关于战争反思、暴露阴暗面的题材，比如《节选修订》、《决战以拉山谷》等，早些有《野战排》，都是在揭露中深入反思。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一段时间了，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在国际获奖时就有这样的反对意见。我的电影不是一滴折射海洋的水，我只是保持一种批判的姿态，这是艺术家的天职。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通过批判才获得了传世和骇俗的力量。

M：是不是说国内还是需要更多这样的片子与观众见面，我们的审美已经被大片弄得疲劳了？
李：现在国内的电影市场更多的是垄断没有市场，影院之间没有竞争，放映的都是一律相同的电影。而电影业的价值取向都指向了票房，票房决定一切也是中国电影的一块盲区吧。

文/图片：时光网记者袁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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