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编剧得禁住煎熬 跳到台上算怎么回事

  《集结号》果然告捷,各路参与者自然是无不频频曝光,冯小刚张涵予汤嬿邓超任泉王宝强李乃文付亨……以前知道的不知道的出名的不出名的主要的非主要的,随意到网上去搜索,都可以找到篇幅够大的独立报道,还都有特写照片。但是,编剧刘恒哪里去了?

  不敢妄言刘恒对这部《集结号》的成功有多大比例的提升与贡献,但是不止一次听人说他是“票房保障”,有他担当编剧的《菊豆》《本命年》《秋菊打官司》《漂亮妈妈》《张思德》《云水谣》《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电影电视剧为证(还做过《少年天子》的总导演)。而这次,这位实力作家又是因通过“各种人物灵魂的骚动展示人性的本相,从原始欲望出发探求人的命运”而成功?他为什么一贯成功?他总是在人声鼎沸的时刻不见踪迹,是去做什么了?

 

刘恒:我可不是什么票房保障

 

  记者:您刚又写完一个剧本?

  刘恒:是,我刚从山里出来。

  记者:每次写作都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自己关起来?

  刘恒:一个人蹲禁闭。

  记者:一般要多少天?

  刘恒:一个多月吧,40天左右。我习惯这样的周期,再长,脑袋受得了,身体也不干了,主要是颈椎顶不住。所以,一定要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把任务完成。

  记者:怎么过啊?刘恒:一个人熬呗。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剩下的时间就是闷头做事。

  记者:没人照顾?

  刘恒:不需要。现在有招待所,条件好多了。以前借住民房,没电视没报纸,电话也没有,每天晚上得走出老远在公用电话里跟老婆聊几句,每天就这几句,弄得跟哑巴似的。吃饭也瞎凑合,不是煮面条就是煮速冻饺子。有时候,我老婆给我送饭,商量一个等距离的位置,各自骑车去交接。她省体力,我省时间,称得上相濡以沫了。

  记者:听一些编剧说,觉得自己写剧本那些天特委屈。您呢?刘恒:委屈?不觉得。这个职业就得禁得住煎熬,再说您也不是无偿劳动(笑)。一个清洁工,需要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去扫马路,你既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好好去扫你的地呗,编剧也得这样。

  记者:一个人关自己好几十天,还是挺难受的。

  刘恒:很孤独,写作遇到沟沟坎坎,那种特有的痛苦外人无法想象。

  记者:您早就是驾轻就熟了,还那么痛苦吗?

  刘恒:经常觉得走投无路。虽然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人生也成熟了,经验很多,判断力也不错,但是写东西仍然感到无比艰辛。每每有满足的时候也非常短暂,紧接着必是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担心失去对写作对象的控制……

  记者:人否定自己是最大的一种痛苦。

  刘恒:还好,否定之否定,总能翻过来就是了。我写小说写剧本的时候通常要做“叙述检讨”,一边写一边总结:是不是在枝节上耗费笔墨了?节奏是不是太拖沓了?主题是不是有偏差了……逐条记下来。一个作品写完,一般能收获十几条。有时候一次检讨不够,还要来个“检讨续”、“再检讨”、“又检讨”等等。刚写的这个剧本,50多条检讨,拿回来给老婆看,她说你简直是劈头盖脸地批评自己啊!

  记者:但是人说痛并快乐着。您的乐趣都在这些痛里吧?

  刘恒:是这样,人生价值就包含在这些痛苦当中。你啃一块硬骨头,感到最累最疯狂最较劲的时候,也是生命最有意义的时候。成功的时刻,听到掌声的时刻,都不能和工作中痛苦的时刻相比。在苦难中造就自己的人生,这也是一种境界吧?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不是自我安慰,是冷静的自我认识。

  记者:每次刚完成一个本子,一定特别疲倦。

  刘恒:绷得太紧,猛一松劲儿会浑身乏力,然后就发现身上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记者:要休整好长时间才能再去写另一个新作品吧?

  刘恒:无所谓,需要的话,马上可以进入状态。毕竟是老江湖了。

  记者:现在常有人说,在这个时代能感动人的东西不多了,但是您的作品通常能做到,灵感从哪里来?

  刘恒:灵感来自还原现实的能力和超越现实的能力,也就是想像力吧。一个搞艺术的人,想像力是最基本的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能力,而想象对现实通常会有所超越,这个过程需要作家掌握好平衡。我们说创作出问题了,通常指的是平衡的能力出问题了。

  记者:有评论说您是“善于将人类灵魂撕扯出一个悲怆形骸的编剧”。

  刘恒:有这种说法吗?其实用不着拐弯儿,我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就一个:写的时候自己是否被感动了?

  记者:感动人的一定是悲剧?

  刘恒:人对悲剧好像更敏感一些。 

  记者:《集结号》是一个英雄经受挫折的故事,想着就让人从心里跟着难受。您特别擅长触动人内心最柔弱的地方?

  刘恒:有分量的艺术作品理应是感人的吧?《集结号》的初衷就是尽可能去还原某种“战争真实”和“战争的心理真实”。这种真实有技术层面的,炮火连天肢体横飞等。还有一方面是理性层面的,在战争这个巨大的机器面前,脆弱的肉体不堪一击。但是,人的灵魂会反扑,变得像钢铁一样坚强。同时,他仍然是脆弱的,因为他承受不了尊严的损伤。这种矛盾在生活中比比皆是,也是我作为一个编剧,想得最多最抹不开的问题。

  记者:近来人们对于所谓男人戏、战争戏,似乎特别热衷,这些戏其实都很暴力。人们怎么了?

  刘恒:这大概要归结到某种心理学的结论上去。崇尚暴力,与人类的基因有关吧?人类早期完全是依靠暴力生存的。人在夺取利益和保护利益的时候,最有效的手段是暴力和战争,这是人类的宿命。所以,尽管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因为各自的利益不同,战争或变相的战争必将长期伴随我们。这种局部的困境显然是整个人类永恒的困境。不幸的是,人在骨子里都有一种美化暴力的倾向。中外电影都惯于干这个事情。战争场面产生恐惧也产生快感,人们需要这个。能够净化这种状态的,只有价值观了。但是,谁的价值观更占理呢?是谁胳膊粗谁说了算吗?在死亡和鲜血之上,各有各的答案。

  记者:“美化暴力的倾向”,这是您发明的词汇和观点?

  刘恒:一种心理学的普遍的观点,我只是拿来一用罢了。

  记者:暴力就会有悲伤、死亡等等,于是触动人心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

  刘恒:所谓触摸人心最柔弱的地方,其实就是应和了人们固有的悲剧感。人的悲剧感往往与牺牲有关。被动的牺牲产生悲剧感,为他人主动牺牲会生出更大的悲剧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悲剧因素,是与观众的心灵产生共鸣的关键所在。

  记者:但是很多牺牲的题材,人们也没多感动。

  刘恒:我们不能俘虏观众的原因很多,说不清楚。至少是没有完成一个完美的表述吧?如果不能把作品弄得特别精致或者特别真诚,让人家感动实在是难为人家了。

  记者:但是您的悲剧也不甚彻底吧?《集结号》中最后似乎给了一个相对好的结局,英雄的身份得以被认可,而不是彻底被毁灭。

  刘恒:还是个应和人心的问题。观众是相信神话的。神话是什么呀?就是英雄最后会站在山顶上!让他窝囊死就不是神话了。

  记者:您是把人的心理探究得很深、很透了。

  刘恒:谈不上。我连自己的心思都往往弄不明白,弄不明白就得研究,心得就一点一点多起来了。如此而已,离需要的境界差得太远了。 

  记者:听到很多次,说您是“票房保障”。

  刘恒:我自己没听说,而且我认为我不是。

  记者:怎么不是啊,经您编剧的电视剧电影,都很叫座又叫好啊。

  刘恒:(微笑)片子固然可以,但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片子的成败,与投资者的决断、导演的掌控和演员的表现等等有关,编剧只是一个环节而已。最后还要看这些合力与市场的契合程度怎样。弄拧了的事情经常发生。

  记者:但别人总都有些不那么成功的片子,而您似乎没有。

  刘恒:别人选我,我也选别人。而且我的经验越积累越多,所以选择的时候更谨慎也更准确。我不会跟不靠谱的人合作,成功系数高是应该的吧。

  记者:一个片子出来,导演、演员曝光率都那么高,您也不能老站在后面吧?

  刘恒:所谓站在后面,那不恰恰是我应该待的位置吗?编剧跳到台上挤眉弄眼算怎么回事?各个角色有各个角色的本分。还是那句话,我在写作的时候,能够切实感受冲锋陷阵的快感,并引以为荣。但是,只要写完了,我的注意力就盯上下一个目标了。

  记者:其实看到您现在的样子觉得您一定挺累的,有过歇两年的想法吗?很多人写一阵挣了点钱就不见影子了。

  刘恒:两年?人有多少个两年?我还是别冒这个险了,还没到马放南山的时候。前面说了,人生到了成熟阶段,对事物的判断力更准确,把握事物的能力也更强,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不好好做事太说不过去了。

  记者:写到今天了,还对自己不够满意?

  刘恒:不满足!不能偷懒啊,而且人的能力在压力之下会膨胀,就像深层的石油,一加压会迸发得更猛烈。我相信在高峰体验中,一定有意外的东西冒出来,那是一种旁人觉察不到的快乐。甘苦不论,我活该当作家!而且,岳飞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那是30岁的境界,我50多岁了心里仍然有这个东西在拱!我常常为此焦虑,这合适吗?这何必呢?这是想干什么呀?不过,我坚信功名是尘土,而漫漫长途的人生过程,是我生命的真正根基,我必须为此而奋斗!

  记者:是担心自己有一天不能写了?

  刘恒:写作者和官场的人有点相似,掌权的一旦丧失了权势,会非常失落和悲哀。写作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丧失写作能力,那种悲哀令人恐惧!海明威等人就是倒在那种衰退的悲哀之中了。作家早晚会有丧失能力的一天,在此之前,必须抓紧时间做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是完全必要的。如果能像托尔斯泰那样多好啊,写到80多岁,写一辈子!还是祈祷自己好运,再好好向老人家象征的目标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