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片《二十四城记》于昨日终于在戛纳登场,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举行的记者会上,贾樟柯提议到场者为地震遇难者全体默哀的举动,赢得了掌声和尊重。 戛纳电影节在各个单元放映的影片,其媒体见面会都是在媒体看片会之后举行,但是昨日国内媒体20多家媒体排队等候长达40分钟的结果,却是集体被拒之门外,理由就是放映厅满员的牌子。 虽然对于国内媒体无缘看片这件事贾樟柯本人不便表态,但是在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贾樟柯在谈及国内地震这个话题时,意外地说了一句:“我提议大家拿出一分钟的时间向遇难的人们表达哀悼。”之后台上的影片所有主创以及台下来自全世界的媒体记者、工作人员,全部起立低头为遇难者表示哀悼,全场十分安静,连摄影记者们也都担心按下快门的声音会打破这种沉痛的气氛。这可能是今年戛纳电影节上最特别的一场媒体见面会了,贾樟柯的这一举动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和尊重。此外,在记者截稿后4小时,贾樟柯将联手新浪举行“二十四城记之夜”活动,届时与会来自不同国家的200多人及国内媒体记者,将以实际的募捐等形式,为受灾地区做出一点帮助。 以成都为背景的《二十四城记》在戛纳上映,此刻却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因为这场灾难,加大了该片在戛纳所受的关注度。不过这种现状对于影片参赛的结果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贾樟柯表示,“影片是由8张成都人面孔组成的一个群像,并非个体,所以我想这部电影会把一个正在经历灾难的城市里的人的生活、感情和希望非常直观地呈现给观众,也会加深人们对成都对四川的理解。其实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很复杂。” ■对话导演 希望更多人关心中国和成都 记者:很多人看完电影都觉得这部影片像纪录片,这对我们来说形式上是很新鲜的电影。 贾樟柯:这部影片一共拍了一年零三个月。开始我只是拍纪录片,因为我一直想拍摄有关中国工人的故事,讲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个人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为此采访了一百多个工人。 在采访的过程里我才决定,用面对历史和现实,交织虚构和真实的多种方式完成。 我在组织这部影片时,一开始想到的是三个女人的角色,吕丽萍演的五十年代的女性,陈冲演的七十年代的女性和赵涛演的当代的女性。原本我是想回到那个年代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但后来我决定让所有的故事发生在今天,在讲述中完成对五十年记忆的追忆,让过去和现在有所连接。 记者:这部片子是发生在成都的故事,这种联系产生的影响会不会给这部影片增加更大的关注? 贾樟柯:这部电影一年三个月的拍摄,我们每一秒的镜头都是在成都完成,这个城市现正处在灾难中,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痛苦。对导演来说,如果可以通过我们的片子让更多的人关心中国和成都,了解真实中国人的感情经验经历,是非常好的事情。 记者:为何有这样的想法,去拍一个工厂与楼盘挂钩的电影? 贾樟柯:我萌生想法拍这个电影,大概有八九年的时间,当时给电影取的名字叫《工厂的大门》。为了拍片和写剧本,我去过山西的太钢、上海、东北、武汉的多个大型工厂。后来决定在成都拍420,这个工厂有50年的历史,10万家属,3万职工,承载了旧的集体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变。 ■背景探究 中国媒体为何无缘看片? 虽然入场时并未发生国外记者允许优先进入的情况,但是在戛纳电影节上排队等候40分钟还未能入场的情况着实少见,其真正的原因是《二十四城记》遭遇到了与其他竞赛片完全不同的不合理待遇。 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通常都会安排两场媒体看片,而且其中必有一场是在卢米艾尔或者德彪西两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影厅放映,此外一些展映单元的重要影片也会享受同样的待遇。 可是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这次却只安排了一场媒体场,而且放映厅竟然是只可容纳不过200人、观影设备和效果都差一个等级的小厅放映,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媒体集体被拒门外的结果。据贾樟柯方面的一位美国工作人员透露,原本《二十四城记》是被安排在最大的卢米艾尔影厅做首场媒体放映的,片方却在2周前接到组委会的通知,临时被更改了放映厅,为此他们也一直在与组委会理论,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最后的结果。对此国内媒体感到十分气愤,不明为何“戛纳的宠儿”贾樟柯会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