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戴着镣铐跳舞”的中国传记片

今年院线上映的传记片《杨善洲》

　　网上一篇名为《必看经典人物传记类电影》的帖子曾引发热烈讨论，其中不乏《勇敢的心》、《甘地传》、《莫扎特》等经典之作，这些影片全部出自“洋人”之手，中国拍摄的人物传记片一部也没有。难道中国没有传记片吗？

　　翻看今年内地院线的排片表，不乏国产传记片。《郭明义》、《杨善洲》属“命题作文”；适逢辛亥百年，所以“孙中山”、“秋瑾”等都重返银幕。但此类影片不是歌功颂德，就是“有形无魂”，遭被传记者后人的批评。

　　只有英雄和伟人

　　传记电影在中国有着特殊的功能，该类型片以其高度形象化，承担着阐释中国社会走向，完成大众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使命。

　　中国传记片的兴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物个性鲜明，作品情感单纯强烈，主观褒贬一目了然。这一时期的传记片中，近景、特写，尤其是英雄人物充满激情的面部特写镜头大量出现，在观众记忆里留下了董存瑞牺牲前最后一刻手托炸药包的特写，刘胡兰慷慨就义时坚忍表情的渲染，赵一曼举枪高呼奋力冲锋等经典镜头。但也有一些主要是从影像效果而不是从政治寓意出发的影片，比如《林则徐》以景传情，情景交融；《李时珍》以水墨画式场景的展现。

　　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传记创作高潮。陈家林导演的《谭嗣同》、詹相持的《成吉思汗》、王冀邢的《魔窟中的幻想》、何平的《川岛芳子》以及丁荫楠的《孙中山》。进入1990年代，该类型片更是成为了历史题材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涌现了《焦裕禄》、《周恩来》、《蒋筑英》等一批作品。此期的人物塑造一般表现为两种状况，即“领袖的平民化”和“平民的英雄化”。

　　中国传记片中，很难见到有争议的人物。有些人物的故事其实很有传奇性，但往往拍出来却一点也不传奇。之前陈凯歌在拍摄《梅兰芳》时曾号称要拍摄一个“走下神坛的梅兰芳”，但片中主角无论对艺术、家庭，还是国家，仍旧是完美无缺的京剧大师形象。

　　“戴着镣铐跳舞”

　　国外传记片中不乏创作者的“艺术再创造”，或者说是戏说部分，但这在国内往往成为大麻烦，因为名人后代会“很不满”。目前正在上映的《竞雄女侠·秋瑾》中黄奕扮演的秋瑾大打出手……秋瑾的亲侄孙秋经武认为“剧本不尊重史实，内容相当庸俗，完全是戏说”。再比如电影《孔子》，孔子后人不满电影中孔子与南子暧昧不清；霍元甲的后人无法接受电影《霍元甲》中霍家被灭门的情节以及出现霍元甲的红颜知己。后人的不满多在妄加武功、增添感情、历史争议的方面，而这几个方面无疑正是当今电影的商业噱头。

　　国外演员热衷拍摄传记片，因为这是获得影帝影后的绝佳机会，而对于中国演员来说，饰演一个“伟人”就意味着要“戴着镣铐跳舞”，而且更要面临名人后代或亲属的“审验”。刚演完钱学森的陈坤向记者坦言，虽然很喜欢看人物传记片，但是他在接拍《钱学森》之前有犹豫有压力，而这些压力则来自于中国传记片中的人物太高、太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