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元：执著真实二字参透残酷青春

张元

　　张元导演身上的T恤在多伦多反复被外国影人夸奖，其实那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件胸前有银色亮片拼成的英文“荣光”一词的棉质短衫而已，但是，这件T恤配上张元满头蓬勃的小卷发和一幅懒洋洋的柔和面孔，就神奇地爆发了“艺术”的特效。

　　张元并没有去追求艺术的外表，但他确实骄傲于拥有“艺术家”这个身份，或者说，这幅“铠甲”，这让他能够胸怀理性的光去怜悯众生，与人间的苦难周旋，而不是随波逐流地抱怨和沉沦。在他众多的作品和此次在多伦多首映的新片《有种》中，这种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冷静求索始终渗透其间，也让外界的视线从他的T恤透视到他的内在，由此，国外的老朋友拍着他的肩膀说出的“完整”贺词是：“张元，我喜欢你的T恤，还有，你的电影。”

　　我倾听了他们各种的不幸。我要以这些真实的故事为素材去创作一部电影，虽然我对整体社会结构很难了解，我也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我可以代表他们去追问生活，当人们有机会去分享彼此心灵的同时，我们的心也可能会变得更加柔软。

　　谈《有种》创作

　　面对80后北漂，我感觉到怜悯、困惑还有钦佩

　　电影《有种》北京时间今日在多伦多电影节全球首映，影片将于11月在内地上映。这部作品源于张元的一次“跨界”行为，两年前，他受邀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示他的摄影和视频作品，希望以“有种”为精神的诱饵，钓出在北京这座城市中潜藏的叛逆而鲜活的年轻一代。当时的“召集令”在微博上呼唤那些“有一个躁动的心，不安于朝九晚五，脑海中尚有理想撞击”的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与经历，然后，张元会有选择地在图片和影像中去挖掘那些具有真实质感的生活，完成对于80后北漂的精神谱系的调查。

　　这个很酷的广告短短的时间就引来了200多人报名，摇滚乐手、模特、股票操盘手、保镖、社会工作者、大学生、无业者等形形色色的人群涌到了张元面前，然而，这些人的讲述给张元带来的并不是新奇，而是震惊：“我没想到，80后的人群这么不幸福，他们讲述的并不是奋斗的励志故事，而是真切的痛苦，比如，有的人从来没爱过别人，也没有被人爱过；有一个文身的男孩，刚刚20岁，却换过10多个工作，我倾听了他们各种的不幸——破碎的家庭，情感的缺失，生存的贫穷。面对他们，我感觉到怜悯、困惑还有钦佩，我于是就想，我要以这些真实的故事为素材去创作一部电影，虽然我对整体社会结构很难了解，我也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我可以代表他们去追问生活，当人们有机会去分享彼此心灵的同时，我们的心也可能会变得更加柔软。”

　　《有种》与《北京杂种》是相续的

　　张元多年前的电影叫《北京杂种》，如今的电影叫做《有种》，两者是否是岁月隔断的上下集？张元表示，“有种”这个词带着一股内心的气力，在影片中也形成了多种含义的对撞，“‘有种’可以是对于平等的渴望，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那个‘有种’；是对于这些处于挣扎中的年轻人的赞叹和鼓励，如同影片的台词所说，‘在看不到光明的地方，黑暗是另一盏灯’，活着并不容易，但他们的残酷青春会在生命中凝成另一层诗意；而在精神的探寻上，可以说，《有种》与《北京杂种》是相续的，20年前，我在北京这个城市中看到了年轻人肆意宣泄的力量，聚集了歌手崔健、窦唯和何勇，用音乐架构了一些模糊不清的故事线索，那一代人如今已经年华老去，新一代年轻人却在更大的压力下成长，两部电影会勾勒出历史的纵深。”

　　谈电影审查 对于题材的选择并不刻意

　　它也许会逼迫你从另一种角度去思索电影的生存，以温暖、诗意、幽默的方式去化解残酷。

　　这20年，对于张元自己来说，也是别有意味的，1993年，因《北京杂种》私自出国参赛，张元受到了禁拍处罚，直到《过年回家》的公映才终于让他从“地下”回到“地上”。这些年来，禁拍的痛苦、因独立制片而受到的排挤并没有让他缩手缩脚，他的作品锐利地关注过摇滚乐手、同性恋、杀人犯、精神病家属等边缘人群，张元表示，自己对于题材的选择并不刻意，大多是机缘巧合，但只要是发现了生活中真实的存在，他就会有创作的冲动，直到将这份真切表达出来才能心安，“我一直以来对于真实二字耿耿于怀，中国电影不该回避生活，因为生活中的故事比编撰出来的要精彩一百倍，所以，我的电影《妈妈》、《东宫西宫》都是半纪录式的，《过年回家》采访了十几个监狱。而另一方面，真实也令我在创作上痛苦，因为要把碎片化的真实信息和细节像七巧板一样精准地拼接，还原出生活的质感，需要极强的驾驭能力。”

　　中国电影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

　　很多中国导演都因为电影审查的原因将现实题材视作禁忌之地，张元也能够感受到来自审查的束缚，但是，他觉得艺术家的妥协并非是绝对的坏事，“它也许会逼迫你从另一种角度去思索电影的生存，以温暖、诗意、幽默的方式去化解残酷”，在张元看来，中国电影环境已经改变了很多，“其实，社会与艺术之间一直相互地妥协走到了今天，我拍第一部作品《妈妈》的时候，当时中国只有16家电影制片厂可以拍电影，它就成为了中国第一部独立电影无法批准上映，而如今，独立的个人、独立的公司已经可以申请单项指标，独立制片已经很普遍；拍《东宫西宫》的时候，华人历史上也没有这样的电影；《北京杂种》那个时候，摇滚乐在某种程度上看来有点像洪水猛兽，今天北京已经有数不清的摇滚乐队。”

　　但是，张元依然呼唤导演自我的觉醒，“但是，如今很多导演却背负上了另一个枷锁，那便是市场，很多导演遗忘了自己作为艺术家最该追寻的是艺术、是好的电影。”对于自己心中的好电影，张元说：“好的电影其实有很多标准，但他们也有共同点，那就是饱含理想、艺术性、创造性和探索性。”

　　谈电影节 不必过于看重电影节

　　一部电影未得奖并不意味着它水准不高，得奖可能会对于影片的销售和宣传有一些益处，但要靠很多的巧合成分。

　　此次，与《有种》一同来到多伦多电影节的还有《王的盛宴》、《十二生肖》、《搜索》、《危险关系》等剧组主创，可谓是华语片的大聚会，而相对应的是，同期举行的威尼斯电影节上，华语电影无一进入主竞赛单元。媒体猜测这与深爱中国文化的马克-穆勒卸任电影节主席有关，对此，张元表示，这是一种误解，“1999年我的《过年回家》在威尼斯拿到了最佳导演奖，当时担任主席的就是现在的新主席阿尔伯托，他现在又回归这个职位了。其实，电影节的选拔有很大的偶然性，电影节不是体育竞赛，必须层层选拔才能参赛，电影节的选送是有些随机的，不仅是主席本人去选，还有很多的选片人。全世界一般有几千部影片报名，中国电影未入选并不奇怪。德国也是电影大国，可是在近15年没有一部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那是什么原因呢？不是说德国电影就不好，那可能是制作时间等各个方面的原因。”

　　如今，张元已经担任过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节的评委，参与的电影节更是上百，对于电影节，张元表示，不必过于看重，“电影节其实就是一个平台，就相当于商品的展台一样，一部电影未得奖并不意味着它水准不高，得奖可能会对于影片的销售和宣传有一些益处，但要靠很多的巧合成分。”

　　中国电影不必靠参加电影节来向国际证明自己

　　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参加电影节的张元已经深谙海外市场，他是否会因迎合“国际化”而放弃中国式的表达？张元笑道：“其实对于打开海外市场，我没有任何先见之明，只是运气而已，当时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未被批准上映，但是香港影评人偶然看到了，非常欣赏，之后，王家卫导演将这部影片的拷贝放在自己行李中带到香港，香港影人又推动了这部电影在国外电影节的参展，该片又不负众望获得了奖项，从此，我和海外的版权公司就建立了合作关系，延展到现在。”张元表示，自己从来不会拍摄给外国献礼的作品，“其实，东方和西方电影的巴别塔早已经建好了，处于不同文化语境的人们也早已经通过电影、文学、绘画，发现了人性是相通的，彼此的对话已经完成，中国电影不必靠参加电影节来向国际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