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游走于真实虚构之间:我会一直愤怒

有种Beijing Flickers(2012)剧照 #05

《有种》剧照

 

  一头天生蜷曲的怒发,是张元导演最醒目的特征,与他先锋艺术家的身份十分契合。他的作品总是热衷于注视身处时代边缘或底层的个体,尖锐与叛逆,纠结与迷惘,鲜明地烙印在沉重阴郁的底子上。他的电影不关注宏大的框架史诗,也杜绝小家碧玉的温情熨帖,而是以另类的视角和自由的思考,去记录和触摸人性最真的本质。对于新片《有种》,张元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最纠结的地方在于,真实的力量和虚构的剧情如何取舍,这也是他在创作过程中一直思考和探求的问题。   

 

  《有种》海外受青睐

 

  最近,从多伦多电影节、釜山电影节再到美国的中国电影双年展,张元携新片《有种》连续亮相。这次他没有参加任何竞赛单元,只是为《有种》进行海外卖片的初步接触。

 

  走过了许多电影节之后,张元坦承,电影节的奖项对于小成本电影的海外发行影响深远,“很多华语片都会选择参赛国际电影节,如果能得奖,对海外市场很有帮助。比如当年《过年回家》在威尼斯一个地方就拿了六个奖,包括最佳导演奖,这对于影片的销售当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参赛不能强求,选择是双方的,一方面是影片档期和电影节周期配合的问题,另外是导演风格、创造力和电影节口味的问题。”

 

  至于《有种》为何不参加电影节竞赛单元,他说:“我参加的竞赛太多了,我觉得这部电影或者说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需要靠竞赛来证明好坏优劣了,《有种》更期待与观众见面。”他介绍,《有种》的海外销售前景良好,不少海外片商在争夺发行权。今后,《有种》还将陆续亮相各大电影节,张元说:“差不多有数十个电影节邀约,今后你们会看到不同的电影节在放映这部影片。”

 

  聊新片

  素材来自年轻人心声

 

  张元的好奇心促使了这个艺术计划的形成和实践,他希望通过年轻人身上的变化,感受社会的变迁。

 

  为了了解如今年轻人的状态,张元通过微博发了一条“征集令”,让感兴趣的80后报名参与艺术计划,结果一下子来了几百人。他回忆说:“采访过程虽然很辛苦,但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旅程。这种幸福在于,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面对年轻人,和他们深入地交流。他们像是表演一样,在我的灯光和镜头前叙述自己的故事,电影素材就来自于这些故事。”

 

  张元说,采访之前,他曾经有一些“浪漫”的想法,以为现在的年轻人过得很幸福,但在不断挖掘素材的过程中,他的观点改变了,“从弱智的孩子、变性人、同性恋到分裂的女人、在胡同里独自跳舞的孤苦女孩,听了他们的讲述后,我觉得很心酸。原来,他们生活得很艰苦、凄凉,很多年轻人内心都十分痛苦、焦虑。我希望我的心能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值得我们理解、同情、宽容。”张元希望能聆听更多生活中真实的声音。

 

  为真实与虚幻而纠结

 

  《有种》选用了不少80后非专业演员,有歌者、同性恋、整容者、僧侣等,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有一颗躁动的心,不安于现状”。

 

  电影需要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张元称,拍摄这部电影最纠结的地方在于,如何做到既能完整地展现真实剧情,又能打动人心,“我找了孔二狗担任编剧,还有女作家杨一书、演员李欣芸也参与了剧本创作,仅剧本就磨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发现真实的力量和虚构的剧情在较劲,我在创作中一直提醒自己,到底哪些是真实的东西,哪些更有力量,更能表达真实。”这是他一直在思考、探讨的问题,“有时候我的电影离真实越来越远,当关注剧情的时候,必然要失去一些真实的魅力,幸好这部电影最终还是完成了”。

 

  在剪辑过程中,张元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信息量大,线索庞杂,这是电影最较劲的地方,怎么让电影更加坚实,把细枝末节和庞杂线索凝聚成一个点,让它来打击我、感动我,这需要一定的功力”。

 

  影片怀念青春年华

 

  谈及《有种》的创作起源时,张元说:“这部电影其实是从一个艺术计划发展而来的,前年我在尤伦斯现代艺术馆办了一个摄影展。摄影展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图片和视频。这个艺术计划主要针对80后年轻人,内容是办一个展览,出一本书和拍一部电影,所以电影也是艺术计划的一部分。”

 

  张元透露,这个艺术计划是为了延续年轻的梦想,“我的青春年华已经不在了,我突然想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生活。”

 

  谈创作

  不愿失去愤怒

 

  张元一直钟情于边缘题材,他的电影中充满了弱智、疯子、同性恋、少年杀人犯、变性人这样的人物。有评论说,比起导演,他更像是一名社会新闻记者。但张元并不愿意把他的主题归类于“边缘”,“我们老讲‘边缘’这个词,以至于我自己都怀疑了,我们的中心到底在哪儿?‘边缘’这个词,如果是指这些弱势群体的话,我觉得不仅仅艺术家需要去关注他们,社会中有正义感、有同情心、有使命感的人都应该去关注他们。”

 

  作为导演,张元不愿失去他的“尖锐”和“愤怒”。他说,他会一直愤怒下去:“失去了愤怒,就失去了情感中最重要的东西,愤怒是必须的。”1989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他拍了十多部电影,在探索各种类型的题材。谈及市场,他称愿意为观众拍摄优秀电影,“我没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什么都可以做。”他用“乐在其中”来形容从影之路,“拍摄电影是上下追索的过程,是让我享受的过程,没什么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