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忆台湾电影往昔 “以创作者为主的电影时代已经过去了”

       1月25日下午，随着舞台剧《台北午夜零时》的展映，作为导演、编剧的吴念真也来到了北京，并出席了自己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回顾展映，展映片目包括他编剧的《无言的山丘》、《恋恋风尘》、《儿子的大玩偶》以及他当年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重要推手所策划的《光阴的故事》。

       对更多影迷来说，这位被亲切称为“吴念真老先生”的故事家更多的承载着八九十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发轫，同时他也是杨德昌的推手，侯孝贤的编剧老搭档。当然，这位老先生的身份远不仅仅是这些，吴念真作为台湾电影新浪潮灵魂人物，曾五度获金马奖最佳编剧，被誉为“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当日，他现身电影资料馆，与影迷互动自我调侃，回忆往昔，不过，他也直言，当年那种华语电影新浪潮知识分子群体不会再出现了，“现在所有创作都已经被商业控制了，以创作者为主的作品的电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来了。”

自我调侃：我是在被要求或者被苛责中长大的一代

       吴念真本人才思敏捷，任何一个小问题抛过去都能侃侃而谈，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舞台剧，电影导演，编剧，制作人等多个身份中转换自如。吴念真本人却不觉得这是一种天赋，更称每次交出去一个作品都很心虚，因为再给多一点时间，或许能做得更好。不过，他的经历却已经令不少人艳羡不已，写小说是因为失业被骗，把被骗经过写成故事，结果稿费比一个月薪水还高。有人说他的小说像剧本，于是就写了剧本，写到第三部的时候就得金马奖了。做话剧也是，觉得别人的戏不好看看不懂，于是就自己写自己导...听起来怎么都是人生赢家的节奏，但吴念真却说自己真的没有天分。谈起自己的这种多面手，吴念真笑言，自己十几岁就外出工作，不是在鼓励和赞美中长大的一代，而是在被要求或者被苛责中长大的一代，所以做什么事情好像都会觉得有机会做就要把它好好做。

       他回忆说，自己人生最悲哀的事情就是很小就接触大人的世界，小时候坐在树下听大人讲日本兵到马来西亚去打仗，听他们说朋友死掉他们怎么把对方的手砍下来把肉烧掉把骨头背回台湾，那时候吴念真才六七岁，他笑说，“当你长大看小学生杂志好学生什么的，就会感觉好幼稚哦。”作为“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吴念真告诉现场的影迷们，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有限，要懂得聆听别人讲故事。越听越多到有一天你需要用到的时候你就可以用。

回忆往昔：台湾电影新浪潮起源于受了徐克等人的刺激

       今时今日很多普通影迷，对于台湾电影的认知，多数是1980年代以来的电影作品，尤以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为首，他们也被视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性导演。台湾电影新浪潮以1982年的《光阴的故事》拉开序幕，开始了所谓的“电影新浪潮”风格，台湾电影也从早期的悲情或言情风格，更多转入了社会写实，大量从本土文学中吸取养分的电影在此时成为台湾现代生活的记录。而这些作品中的很多，都有着一位同样的幕后推手：吴念真。

       吴念真回忆自己当年就职于台湾中影电影公司的日子，他笑称，当年有7个香港新锐导演（其时的香港新浪潮代表人物：徐克、许鞍华、方育平、严浩等人）去台湾参加金马奖，看着他们侃侃而谈意气风发，负责接待的吴念真和好友小野，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我们年纪也差不多，人家都已经被称为新锐导演了，我们台湾怎么没有新锐导演？”于是他们决定借用中影工作的资源和机会，制造台湾新锐导演，首部作品便是《光阴的故事》。

       谈起《光阴的故事》项目缘起，吴念真乐不可支，他透露，当年中影办了一个恐龙模型展，领导觉得小孩子这么喜欢恐龙，可不可以以恐龙为主题拍一部电影。吴念真吐槽说：“当时内心的声音是我靠，真的要笑出来了”。不过小野却满口答应，后来小野告诉吴念真，“先把预算骗下来嘛。”领导要他们写一个以恐龙为背景的故事，但主题思想是要表现台湾经济发展的辉煌成果，于是他们“阳奉阴违”地用480万台币拍出了《光阴的故事》，并顺利推出4位新锐导演。没想到的是，上片时候竟然非常卖座，中影的领导被说服了，于是之后也才有了《儿子的大玩偶》等更多台湾新锐导演的出现。

吐槽老友：杨德昌才华横溢侯孝贤长镜头因为懒

       在吴念真眼里，八九十年代最伟大的两部台湾电影是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吴念真回忆起，当年《光阴的故事》找了4位导演各自执导一个章节，其中第二段是杨德昌导演的，那时候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杨德昌闪烁的才华，他当时就觉得，这个导演一定会扬名国际。说起侯孝贤，吴念真更是不住地调侃他，侯孝贤著名的长镜头美学，用吴念真的话来说，这与使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有关，虽然非职业演员经常不会走位让人崩溃，但他觉得会有意外的惊喜，就算不会演戏也可以进入一个情境。侯孝贤的镜头视角一直是人类视觉，卡在固定的范围里让一切自然发生。吴念真说，经常有人问侯孝贤长镜头的问题，而他发明了一套“理论”——因为懒。也有人问侯孝贤为什么镜头要摆在这个位置？他通常都会回答：“因为舒服，爽啊。”

       当日资料馆展映的侯孝贤执导的《恋恋风尘》也是吴念真编剧作品，而这个故事也是吴念真本人的初恋故事。作为创作者，个人故事难免被人频频提及，而这段初恋往事也一度令他夫人非常不开心。他笑说，“当年侯孝贤总来我家跟我讨论初恋故事的剧本，我太太还要递点心端茶，不得不认为她很伟大。”

悲观展望：以创作者为主的电影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年的台湾电影，多由个人视角糅合历史事件，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其中也能感受到人的力量。而新世纪以来，台湾电影创作却呈现出主观化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呈现的历史也远没有新浪潮时期的厚重。对此，吴念真直言，“当脸书和微博出来的时候，我们习惯在那么短的文字里呈现自己当时的心情的时候，很多事情不愿意跟亲近的人谈，而是去寻找一种来自远方的陌生的鼓励等等的时候，电影拍成什么样已经是必然了。”

       他由微博脸书衍生表态，当每个人都只愿意跟这些社交软件相处，而不愿意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作品慢慢走到自我世界很正常。当人被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制约住了，而且以为这样东西是你全部世界，创作者自然会走向狭隘，“日常生活里你已经不关心不抬头看看你旁边的人了，你在你作品里面怎么会看到更宽的地方。而且如果你注意的都是你朋友的小小的消息的时候，你怎么会注意到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

       虽然八九十年代台湾一批新电影人曾为台湾电影带来崭新面貌和勃勃生机，但是今日来看，何止台湾电影，整个华语圈的知识分子们都在一种尴尬的创作局面中生存。吴念真有些悲观地说：“我宁愿我是错的，但我认为华语电影新浪潮知识分子群体不会再重现了，因为现在的所有创作都已经被商业控制了，以创作者为主的作品的电影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