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看互联网：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2017年6月9日-11日，由正和岛举办的“2017创变者年会暨2017正和岛岛邻大会”在北京举行。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吴晓波频道创始人吴晓波在会上做了“创变者年会”为主题的演讲。

吴晓波指出：

1、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东西，它既是天使，又是魔鬼。

2、变化有好有坏，好的变化需要努力争取。

3、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坏，我们要理性地看待变化。

4、面对未来的变化的三个关键词：归零、不适、必死。

以下为速记内容（有删减）：

今天的主题叫做“创变者年会”，我谈我对创变、变化的看法。

我曾经是一个变化的原教旨主义者，有时候想想我跟100年前搞五四运动的那拨人非常像，要砸烂一个旧世界，就是所有的现在的东西都坏的、都是错误的。我们总觉得我们跑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跟猴子一样，总有一根尾巴在后面。这根尾巴你可以说是一个旧的机制，也可以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旧的价值观。所以面对年轻人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们是我们的未来。对于所有的变化我们都积极地拥抱。

我是1990年开始进入到商业世界里面的，我第一个工作就是去温州做调查研究，一直干到20多年后的今天。我觉得这20多年来，我对变化的理解有很大的改变。我们怎么理解“创变”、“变化”这件事情？变化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讲几个跟变化有关的几个小故事：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得到领导的一个指示，让我到温州去做一个调研。说在温州苍南县傲江边上有一个人在傲江边圈了一块儿地，把它定名这个地方叫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自己画了一张地图，拿了这张地图到温州去招商。给你一块儿地允许你建一间房子（1楼到3楼），建完以后5万块钱地皮价格，然后你们家门口有一条马路，对面还有一个房子，这条马路的这边归你修，等你自己房子建完以后，对面的半条马路给我修好，你给我5万块钱。

我去调查的时候他已经把2000多人忽悠到那个里面了，已经非常热闹了。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重庆火锅开始卖到全中国来了，所以温州人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做重庆火锅，已经是全中国最大的搞铜皮火锅的了。

我去做调研（因为是朝阳区人民的举报说这个兄弟干的所有的事儿都是违法的）。一去看果然从土地的审批到城市的规划、房屋的出售、工商注册……十件事儿有八件事儿都是违法的。我那时候是在新华社写内参的。

我调查完了以后第二天得走，到晚上他请我吃饭，我们俩就在龙岗边上喝白酒。我内参写完以后他知道农民城可能没有了，他的下场是什么也不好说。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讲了一句话，说吴同志你知道吗？一切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你得支持我。我当时说你这个违法乱纪分子还跟我讲改革。

温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两分地），私营企业是全中国发展最快的、投机倒把是最快的，早期的实体企业发展是最多的，全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市场也是在温州搞起来的，他圈那块儿地就解决了一件事儿，解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让那些个体工商户有一个地方可以做集约化的生产。

所以我回去以后写内参，就把这个事儿还认认真真地写了一遍，但是我换了一个角度，我把他那句话也写到我的内参里面去。这个事儿后来是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批示，中央派调查组去调查。最后肯定了龙岗的经验，它后来变成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城。

2008年温州搞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评选，这个人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评到第二名。

第二件事儿是关于互联网，我刚刚写完《腾讯传》，我对互联网有很多新的理解。互联网起来的时候从边缘开始，我们每个人都看不起它。慢慢地到了2008年的时候，弗里德曼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说这个世界的千山万水都被互联网一刀削平了。互联网的原教旨主义是让这个世界没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一个信息可以无障碍、免费化的方式到达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变成世界大同中的一部分。扎克伯格上上个月生日的时候做了一个演讲，说Facebook的理想是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社区。

我再几年前听到他这些话也是热血沸腾，可能今天很多朋友听到我刚才讲这句话还是热血沸腾。但是你们想想看，这个世界上有哪些人曾经把这个世界的山川大河全部抹平，用一种意识形态、用一种权利来统治这个世界呢？两类人：

第一类人：宗教领袖。

第二类人：政治家。

现在有一类叫互联网家。

宗教家没有实现，政治家也没有实现，互联网家会实现吗？如果互联网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说的世界是平的，真的像扎克伯格所说的全世界是一个社区的话，那各位你想，我们背后就站着一个老大哥，人类的多样性在哪里，人类对自我追求的冲突性在哪里。

我在北京来采访一个企业家（一个80后），叫庄启超，他当时做一个企业叫去哪儿，我去见他的时候还没有被携程收掉。他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中国的在线旅游行业1万亿的规模，去哪儿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亿，携程可以做到2000亿，我们两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长，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1万亿？我说如果你们两家占到8000亿，还剩下2000亿给兄弟们分口粥吃吃，世界会怎样呢？

第一件事，有一户人家会控制这个行业的定价权。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会掌握这个行业的定价权。

第二件事，全中国很多的票务公司、旅行社去哪里了？会造成一些人的失业。

第三件事，那么你这家公司注册在哪里？你统治中国在线旅游当中80%的公司在哪里注册？我在北京、上海、深圳？那么就是你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方税务局，会统治这个行业几乎所有的税收。那你说世界是平的吗？

20多年来，互联网以革命者的名义改变了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它也露出了它的另外一面。比如说它垄断的一面、拒绝开放的一面、攫取利润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联网长得并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2010年的时候，我写了一本书，那个时候吴敬琏老师80多岁，我在上海陪他3个多月写了一本《吴敬琏传》，我问他说你是一九五几年大学毕业研究中国经济到今天，你对中国改革是怎么看的。他说我们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手脚被绑住的巨人。你只要拼命拿着你的鲜血，把这个绳子解开来，让这个人手脚能够舒展开来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变化都是对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这批经济学家的自信心到达了顶点。因为1998年中国搞了一次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造，1998年以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起来了、中国的外贸行业起来了、中国的产业转型花了三年时间完成了（这个要感谢朱镕基）。另外一方面2000年中国加入WTO了。

吴老说我们从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把这个巨人的绳子都解开来了，现在不但解开来了，我们还加入全球化了，中国的法律即将跟国际的商业法律全部接轨。内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外部又来了一批文明人。中国的改革会自动实现。

今天2017年，中国的改革自动实现了吗？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反动。为什么那么多企业家移民？

我最近在写企业史，如果2000年东华兄那时候在办中国企业家，那么多老板在一起，有哪个人会讨论移民的事儿？移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2009年开始的。

我到今天已经由一个相信变化地原教旨主义者，慢慢开始变成一个变化的理性主义者。伴随着我个人对变化的改变，我认为其实也是中国这个国家改革发展到了这一步了。当年一切以发展为硬道理、以速度为契机和荣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在座的企业家朋友已经不是那些当年洗脚上田的那些人了，也不是上到田以后，那个田是一马平川，任何法律都可以让你违反的时候了。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到长安街上去讲，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他就会被抓起来了。而且他拿了这个理念去经商的话，他还是会被抓起来的，还是赚不到钱的。

所以，到今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认为变化是有好有坏的。我写完《吴敬琏传》以后，我请吴老写一个题记，吴老写说“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词儿是1994年出现的，到了2010年的时候吴老说要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市场经济：

第一种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

第二种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

我们要摒弃坏的市场经济，我们原来说用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就是一次革命的成功了，后来发觉没有成功，因为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有好的互联网、有坏的互联网。吴老说有法制的市场经济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以，变化是有好有坏的。

第二，我认为好的变化是不会自动发生的，咱们都是做企业的，今天要转型升级。我是做服装的一年做50万件服装，突然间今天跟我讲山东有一家企业他们家都定制服装（做C2M），拿了一张蓝图放在桌上每天开会能行吗？不行的，必须要试错、犯错误，要有人去付出、牺牲。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阶层，我们摇一要有好的处境来获得更多的利润，要改善我们企业的面貌，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这个好东西是不会自己发生的。

所以，我为什么觉得正和岛这样的企业家组织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中国今天这个社会已经是一个有阶层的社会了，我们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话我们这些人都要被革命、被专政的。我们不可能被专政、也不可能被革命。那我们就要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我觉得正和岛最大的贡献就是五年时间里面解决了我们身份焦虑的问题。

中午的时候东华兄开了一个小型的闭门会，讨论“关于企业家精神”。这个事情按道理来讲应该是大学的商学院或者说哲学系的老师们做的。但是今天来到现场的很多都是企业家朋友，有很多企业家朋友表态，我愿意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跟我们这个阶级、跟我们这个阶层有关的一件事情。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有怎样的价值观、你有怎样的愿景，这些东西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天上除了掉刀子什么都不会掉。

所以，所有的东西变化都要去努力争取。

第三件事儿，我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坏。我三年前提把世界交给80后，80后就特别高兴。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价值，各有各的好。但是每一个人站在地上都有一个阴影，各有各的坏。所以今天有很多60后、70后朋友们，跟我是一代人，我们也没有必要献媚那些年轻人。

我是1993年开始写专栏的，我现在每个礼拜还得写一篇专栏。有些朋友是我吴晓波频道的用户，你去看我的频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话，你把我现在写的专栏和十多年前写的专栏比较一下，会发觉我在谈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文本创作方面我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两个原因：

原因一：我老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变了。80后、90后的语言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原因二：我也不愿意变。我觉得坚持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有我文本写作的优美，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文章变得那么口水话呢？你看得懂、认真看。我在这个行业27年了，你不愿意看快点儿走。中国是一个有圈层的社会。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自信，中国这个国家好在于五世同堂（50、60、70、80、90、00），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他的，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刚才陈总讲50岁创业、70岁二次创业，你90后牛吗？你先给我活到70岁再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们面对变化的时候，我现在更愿意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这些变化。

我最近在写书，全国各地跑得少，我未来两个月可能不太会出来，关在家里写书，我在写《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企业史》，我得在8月份之前把初稿干掉，否则就来不及了。

写这个书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我用两个字来形容过去的30年，叫做激荡。为什么很容易形容呢？因为那就是一个创世记，从零到一跑过来的都是英雄，没跑过来的都是狗熊。现在从1到N我怎么来形容2008年到2017年的中国呢？有没有一个词汇。

上个月在杭州举办互联网+大会，北大的周其仁老师坐在我边上，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周老师，如果你用一个词儿让你定义刚刚过去的10年是什么？周老师当过猎人、当过农民，他不是一个从书房到书房的书呆子。周老师想了两秒钟就跟我说“水大鱼大”。

这个十年中国经济规模很大，我们超过了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我们的货币总量都大了三倍了。2008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第一次超过美国（1350万辆），2016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2850万辆，美国是1340万辆，什么也没增加。水大鱼大，规模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惧。水大了以后这里面的鱼就变大了，出现了鲸鱼、鲨鱼、深海鱼，这里面出现了水与水之间发生了重大的冲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民间、有钱的企业家和门口站队的那些无产阶级。中国社会各大阶层的矛盾空前激化。

鱼大了，小鱼变成大鱼，鱼本身面临转型升级，鱼和鱼之间（行业之间）出现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银行，第一名是中国工商银行、第二名中国农业银行、第三名中国建设银行、第四名中国银行、第五名花旗银行、第六名汇丰银行。你去采访六大银行，你们问他未来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敌人一定不在这个名单上，他们的敌人很可能是那个杭州人。鱼的跨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觉得周老师讲得非常好。

所以为什么要创变呢？就是因为你原来的东西都是错的，你原来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样，你捏得越紧它流得越快。所以必须要面临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大的变化（水大鱼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景象。我们一穷二白的时候用马克思的话来讲，我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整个世界。

今天你可能失去的是很多资产，是你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物质。所以今天我们参加完正和岛大会以后，出了门响应东华兄的号召要去创变的时候，已经不能像当年傻小子一样什么都没有，那已经不行了。我们已经变成一个文明社会了，我们要会妥协。

所以，我觉得创变的意义在今天可能跟原来理解的有很大的区别。

这些年我跑得最多的是传统企业，我们两年前做过一个活动叫做“转型之战”，那时候刚刚提出企业转型升级（2025中国制造），第一次会议我记得是在上海开的（1000个人）。6月初我们在上海开了第七次转型之战，大概有六七千个人参加过我们的课，全部都是传统的制造业企业。

这波是正在面临巨大自身变革和变化的一代人，这个时候变已经不能乱变了。因为我们都是有资产的人，我们都是有产阶级。所以今天面向未来的变化（包括我自己也是做文化产业的，我自己有做企业、基金）我有三个关键词跟大家做分享：

关键词一：归零。

我们每个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儿，过去30年来走到今天，企业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来可能都会变成负资产。要以一种归零的心态来干这件事儿。

关键词二：不适。

保持不适感，我曾经问过一个医生，人死掉之前大概是什么样的。说人死了以后是非常舒服的，就躺在那儿觉得天上飘过一朵云，云上面有一个天使就把你接走了。我听完他那段话之后常常警告自己，就是如果我觉得我那时候很舒服、很舒坦的时候，可能就是天使要接我的时候了。

做企业每天都要有一种不适感，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总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跑得比我快，总觉得有一种更好的模式。我写《腾讯传》用了八个字“小步迭代、试错快跑”，这是互联网的精神。就是用一种实时应对变化的心态，去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在面对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同时把我们的企业也变得非常地不确定。所谓的灰度管理、生态型组织。所谓的灰度管理、生态性组织，其实都是一个面对不适性的企业的自我应对能力。

关键词三：必死。

当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拥抱这个创变的时代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变化是会让我们死的。今天中国每年有100万个年轻人创业（97%的死亡率），我们要抱着必死的心去改革。

归零不是必死，我认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未来的一种姿态和一种心态。

最后用尼采的话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我上个月刚刚从德国回来，魏玛的边上有一个特别小的房子。我专门到那个房子前面拍照，当年尼采就死在这儿了。我们这代人成长受到他的很大影响，强力意志、存在主义、上帝死了、反权威……今天我们面对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身上有很多的毛病，任何一个转型时代都是让人不愉快的。

我并不认为过去的10年我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转型的速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慢一点。但是，我们是企业家，我们是一些对自己负责任的人。所以最后用尼采的这句话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无论这个时代怎样，我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体上克服这个时代——尼采。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