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主情是与“宋诗主理”相对。明杨慎对唐诗以通过形象抒写作者的性情这一主要特征的概括。此说始于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杨慎在《唐诗主情》一文进一步指出：“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匪惟作诗也，其解诗亦然。”杨慎推尊唐诗，要求诗歌通过意象的创造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指出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认为宋代江西诗派卖弄学问，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破坏了诗歌意象的完整性和鲜明性。宋代的理学诗更将诗歌视作押韵的讲章，排除情感在诗歌创作和鉴赏中的作用，完全抹杀诗歌的审美艺术特性。认为诗歌可以表达一定的道德观念，但应该通过形象含蓄地表现出来，做到言在意外，使人自悟。这一观点对以后的诗歌理论和批评影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