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飞船伦理”是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都是“‘宇宙飞船乘务员”这一前提出发的。它把“宇宙飞船伦理”看做是缩小消费、生殖活动、财产、战争方面的支出，保证公平分配的伦理。“宇宙飞船伦理”作为自发地制约行动的规范，反对给生产、生殖、消费、战争加上非自发性限制，“宇宙飞船地球号”是有限的封闭系统，在这一封闭系统中没有友爱则无法解决环境危机”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要求“改变人的行动”。救生艇伦理是由G.哈丁（G. Harding）提出来的。他认为有限的地球只能养活有限的人口，穷国人口的增加引起了粮食问题与污染问题，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系。他把这种状况比喻为“共有地道德悲剧”。每个人都在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四处奔走，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一片废墟，共有地的自由给人带来了灾难。”其结果就是“共有的悲剧”的发生。把地球比做共有地的哈丁说：人类要想避免这一悲剧而继续生存，需要的不是“宇宙飞船伦理”而是“救生艇伦理”。只要还未诞生管理全世界所有人口的真正的世界政府，遵从‘宇宙飞船伦理’的我们就不可能以人的尊严生存下去。”因为，“’宇宙飞船伦理”〔等于“分配的伦理”)带来了“共有地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