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读书汇|张树华：新时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提升原创能力

6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张树华，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强世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宝成，共同做客头条财经联合中国网财经举办的金融读书汇栏目，分享《俄罗斯之路30年》，《中国发展动态》(智库报告)，《国家发展动力》中的热点话题，探讨中国发展道路。

著有《俄罗斯之路30年》的张树华在微访谈中指出，目前俄罗斯的经济来源绝大部分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出口，能源行业在给俄罗斯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依赖单一资源的结构性经济矛盾。他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转型，需要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组织编写《中国发展动态》(智库报告)的强世功认为，在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面对全球在技术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核心在于人才的竞争，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我们必须为中国人才的培养、成长、创造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著有《国家发展动力》的刘宝成在访谈中表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是集体意识的转变，此外将企业精神接纳入生产要素组合，对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步让位于市场的无形之手，而后者实际上有两只手，即在供应端从事资源配置的企业家和在需求端用货币投票的消费者。”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网财经：20世纪，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的以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这次改革究竟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什么？俄罗斯人民如何看待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

张树华：俄罗斯的私有化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几年间，私有化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俄罗斯社会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经济基础，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催生了私人资本特别是大资本的形成，导致“财团、寡头”参政局面出现。私有化没有带来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迅速提高，相反却引发财产争夺战，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一些工业部门衰落、经济衰退。私有化后，俄罗斯航空制造业生产能力只有原来的12%-15%。俄罗斯有色金属业基本被外国籍的俄罗斯私人控制。1996年俄罗斯经济损失相当于苏联在二战中的损失的2.5倍。

俄罗斯私有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私有化更多出自政治动因，而非经济上的考虑；私有化法律准备严重不足；追求速度和规模，大规模、突击式、闪电式地推进私有化；与其他国家不同，俄罗斯被私有化的是国有资产中的较好甚至是最好的部分；权钱交易严重，私有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等等。

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私有化的实际结果与最初目标相差甚远。

首先，私有化未能改善财政状况，相反却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大量材料显示，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私有化为少数人提供了绝好的敛财机会。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企业实际资产达2000多亿美元。除有形资产外，无形资产和知识产权的流失更难以统计。

其次，私有化未能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几年来的调查结果表明，俄罗斯私有化后的企业与原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差不大，经济效益差别不甚明显。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仅仅改变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证经济效益的提高。

第三，私有化损害了俄罗斯产业部门的竞争力。私有化过程中，由于国外产品的冲击，俄罗斯企业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械产品生产连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达45%，日用消费品生产下降一半以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80%的食品依靠进口。

第四，私有化吸引外资效果微乎其微。与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不同，在吸引外资方面，俄罗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显。一些俄罗斯问题专家认为，外资不十分“青睐”俄罗斯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俄罗斯国内政局不稳；二是外国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截至1995年以前，根据俄罗斯国家财产管理委员会资料，在私有化过程中，外国投资者购买股票只占总额的10%。

第五，私有化恶化社会局势，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处的只有70万—90万人，分抢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极少数，即金字塔顶尖上那不足2000人。大多数人不认为分得的是国有财产，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补助”，或一张“彩票”。

中国网财经：21世纪初期，俄罗斯政府采取了哪些手段来强化国企的作用，加强对经济的掌控的？

张树华：当时的俄罗斯政府着力恢复对经济的掌控力，连续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强化国企的作用。

第一，将能源私企重新国有化。一方面，采取司法手段，将“有问题”的私有石油公司的核心资产收归国有。另一方面，采取市场手段，由国家控股企业收购私有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这两项做法使联邦政府控制的石油开采能力由占总开采量的7.5%提高到了30%，总计约每年1.4亿吨。国有化整合、壮大了俄国有能源企业，使俄政府拥有了对能源工业的有效控制力。

第二，通过立法保证战略性国企的核心地位。普京在他第二任期内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将对俄罗斯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企业以国家独资或控股的形式收归国有。如《自然垄断法》、《天然气供应法》、《电力法》、《破产法》修正案、《天然气出口法》等。

第三，政府积极扶助国企扩张。俄罗斯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扶助国企实施资源、市场和资本扩张，包括天然气、石油、电力、银行等能源和经济命脉领域，以提高国企经济调控能力。

第四，加强对战略国企的监管。通过俄政府高级官员到大国企兼职来加强对重要国企组织人事控制，同时也强调对国企的上交利润和税收的监管。并利用税收手段，把石油超额利润缴入联邦财政。

第五，限制和规范中小企业的私有化。政府通过对中小国企私有化，既甩掉了经济包袱，又为发展和壮大国企提供了资金。

中国网财经：从现实条件分析，您认为俄罗斯今后的经济发展，是应该重新工业化还是后工业化？坚持现代化还是发挥原材料的优势？

张树华：俄罗斯地理面积广阔，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无论是天然矿产资源的产量、储藏量，还是品种俄罗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数的2.4%左右，却拥有全世界10%的领土。俄罗斯的森林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0%。俄罗斯的天然气储量为世界的45%，石油储量为13%，煤炭储量为23%。俄罗斯人均农业可耕地大约1公顷，这相当于芬兰的1.8倍、美国的1.3倍，是中国的10倍以上。俄罗斯土地资源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另外，俄罗斯拥有地球上20%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淡水资源极为丰富。俄罗斯渔业产量和水生资源占世界第七位。同时，俄罗斯继承了原苏联丰厚的科技潜力，俄罗斯每10万人就有37位学者或工程师，数量上几乎与美国相当，相当于德国的1.5倍。俄罗斯学者认为，从上述意义上看，可以说俄罗斯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度。

目前，俄罗斯的经济来源绝大部分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贵金属等大宗商品出口。2017年油气产品在商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仍高达59%；约占财政收入的25%。能源行业在给俄罗斯带来丰厚收入的同时也造成依赖单一资源的结构性经济矛盾。这成为限制俄罗斯经济增长的障碍，也使得俄罗斯在面对油价波动和西方制裁等外部风险时候非常脆弱和被动。

我个人认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转型，需要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其一，苏联留下的科技底子依然雄厚，在很多尖端领域俄罗斯都是可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抗衡的；其二，也应该看到俄罗斯政府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的决心和规划。2018年，俄罗斯政府公布“国家技术倡议”计划，决心大力发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无线通信技术、神经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目标是重点科学领域进入世界前五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俄罗斯政府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的愿望。

中国网财经：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砥砺奋进，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您认为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肩负了哪些使命？

张树华：70年来，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共和国风雨同行。70年来，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中国步入新时代。站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吸允着浓厚的生活乳汁，扎根丰厚的实践土壤，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肩负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光荣使命。

坚持为人民做学问、为时代献精品，不断总结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诠释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坚持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和智力支持。

进入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命崇高、责任重大，理应用笔尖去记录新时代、拥抱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奉献新时代。坚守中国立 ⑼乜硎澜缡右埃多出自主性、独创性、集成性和原创性的成果。

新时代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积极回应时代要求，以提升原创能力为出发点，不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网财经：您组织编写《中国发展动态》系列丛书的出发点是什么？在长达几年的编写过程中，有哪些感受可以与我们分享吗？

强世功：我们很早就开始内部编辑动态，一个目的就是想追踪记录：中国人究竟在想什么，中国人究竟在做什么。本世界初期，西方学者就开始“中国崛起”的话题，而中国学者大约是在2008年开始关注这个话题，从而在学术界开始讨论中国崛起的原因。我们认为，要理解中国崛起，首先就必须理解中国是怎么做的，中国是怎么想的。为此，我们开始系统跟踪中央的各项政策的发展、学术界对国际国内问题的讨论等，编辑了《中国思想动态》，《中国发展动态》、《中国法治动态》和《中国港澳动态》。从2009年以来，我们最先跟踪中央的各项政策发展，后来逐渐了动态的范围，从2012年开始，我们进行了系统的跟踪。这样的跟踪有一个好处，就是在一个相对长时段的发展脉络上来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走向，以至于我们可以跨越政府部门和学科专业知识构成的壁垒和限制，对中国整体的宏观发展态势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把握。

如果说在过去一些年，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中国崛起”这个话题，并试图在理论上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崛起，那么最近一些年他们更加关注中国崛起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个强大的中国为世界贡献了什么，中国的复兴能不能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并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近代以来，中国由于遭受列强侵略，社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中华民族一度处于被动挨打地位，中国一直在探索独立和复兴之路。直至一百年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战争连绵的黑暗境地，并通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建立起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无论是中国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独立自主的政治品格。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的探索“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就意味着，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道路。而要理解这条现代化道路的意涵，就必须知道 “中国在做什么”，理解“中国在想什么”。这就是我们编辑出版“中国发展动态”丛书的出发点。

在长达数年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基于对国家发展战略、政治体制、行政管理、经济民生、文化思想等领域各项改革措施和公共政策的记录整理，希望提供丰富而生动的具体事项，并且展现出一幅易于把握的历史全景。作为智库报告，我们不是从主观学术立场出发来判断中国的发展走向并由此提供政策建议；相反，我们希望尽可能以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记载中国究竟在发生什么。因此，每年的年度报告更多是一种客观的综述而不是主观的理论构建，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历史资料进行不同的解读。我们希望“中国发展动态”丛书成为学术界在研究和思考中国问题时备查的历史资料书。然而，任何历史记录总是会受到编者的关注点和信息搜集能力的限制。我们期待更多人尝试这样的工作，以不同的叙事线索，串起那些散落的珍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记录工作的意义也将与日俱增：当读者站在未来某一时点回顾中国发展历程，他们将能更清晰地看到中国道路是如何从过去某一时点延伸到他们的脚下，由此也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思考和实践，究竟是如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获得其普遍性的。

中国网财经：您认为接下来金融工作的重点应该在哪里？如何引导金融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

强世功：从我们编辑的中国发展动态所反映的发展脉络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但是面临的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在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中，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是一个重点。

一方面，货币政策上要保持合理的流动性总量。货币政策的要点在于精准把握流动性的投向，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精准滴灌的作用，可以根据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贷款增长情况，向其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另一方面，还要从供需两端进一步改善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建立对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来引导其加大主动投放力度，解决一些银行不敢贷、不愿贷、不会贷的问题，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优势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中国网财经：关于2020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您认为我们应如何帮助特殊贫困群体？如何避免脱贫后又返贫？

强世功：距离2020年全面脱贫已不到两年时间，脱贫任务艰巨繁重，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硬仗中的硬仗，越是到攻坚阶段，越是要以人为中心。但是，如果才能真正解决贫困问题，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贫困。

一是贫困的根子不在于物质贫困，而在于精神的贫困，扶贫工作不仅要解决物质问题，更要解决精神问题，解决思想问题、知识、发展战略问题乃至文化教育问题。这其实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基本原理。解决贫困问题，必须始终坚持内因是决定因素，而外因是辅助的环境因素。这就意味着扶贫工作必须着力于内因，而不能仅仅关注外因。物质要素仅仅是外因，而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知识、视野和精神面貌才是摆脱贫困的根本力量。因此，在扶贫工作上，我们不能跟在困难群众的后面，仅仅关注物质扶贫而搞当年毛泽东所批评的“尾巴主义”，而必须走在困难群众的前面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组织群众甚至改造群众。

二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在于经济发展，扶贫绝不是简单地救济困难群众，而必须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把扶贫工作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把经济发展变成解决贫困问题的利器。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党的基本路线，深刻认识到特殊贫困群体构成的复杂性、导致贫原因的多样性，对于脱贫工作绝不能搞“一招鲜”或“一刀切”，更不能搞面子工程的“大跃进”，绝不能把扶贫工作变成“救济工程”、“福利工程”、“道德工程”甚至“面子工程”。而是从解决贫困入手探索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比如，过去一提经济发展，政府官员脑子里想到的就是招商引资、搞房地产，GDP很快就搞上来了。可见在，这种经济发展思路非但无法解决贫困，反而在创造更大的贫困。因此，扶贫与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就是鼓励地方政府官员探索经济发展的新思路，把经济发展与解决贫困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贫困是人类历史上始终要面对的难题。西方的资本主义推动经济发展但却带来全球的贫富分化，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试图解决贫困问题却付出了遏制经济发展的惨重代价。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试图在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两个方面做到相互促进的“双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世界解决贫困问题作出有目共睹的贡献。而扶贫攻坚就是希望继续向前迈出一步。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探索出一个路子，就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中国网财经：您如何看待目前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时代下，传统企业应该如何发展？

强世功：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蓬勃发展是大势所趋。在这些新兴技术的驱动下，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生产形态都已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对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但也要看到，这些技术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信息技术革命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例如我们目前发展的人工智能，还属于初级阶段，距离通用型人工智能还有很大差距。而中国虽然在这些技术的研究开发、学科建设、产业应用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刚刚迈出起跑线不远，与国家发展战略要求相差甚远，距离国际尖端水平仍有一定差距。对此，我们既要坚定信心，但也不能盲目乐观，过高地估计成绩而认识不到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未来一个时期，最重要的还是把增强原创能力作为重点，以关键核心技术为主攻方向，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努力在新兴科技发展方向和理论、方法、工具、系统等方面取得变革性、颠覆性突破，确保我国在新兴科技若干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在前面、关键核心技术占领制高点。同时，也要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巨大市场应用规模优势，积极推进新兴技术产业化，形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应用互相促进的良好发展局面。

互联网时代下，传统企业势必面临转型升级，总的方向是加强新兴技术和传统产业、传统企业的融合发展，通过引入新兴技术，增强传统企业的发展活力和竞争力，但也不宜一概而论。例如对于规模型的制造类企业，有必要加大力度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有效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生态链的建立和整合，同时也要积极推广智能制造、网络协同制造，通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来建立新的业态，打通设计、制造、维护、服务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应对技术发展，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对于传统零售业而言，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提供企业网上入口，为产品进行导流，目前国内很多企业借助互联网电子商务，成功地打破了交易空间限制，实现了线上和线下有机结合，不仅扩大了交易范围，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是很好的商务创新实践。

总之，在新技术蓬勃发展的时代，面对全球在技术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核心在于人才的竞争，是人的创造力的竞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中国人才的培养、成长、创造和持续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环境，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网财经：您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刘宝成：经济运行涉及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而经济转型就是通过调整经济资源的配置方式和经济成果的分配方式，来改变经济运行的机制和路径。在经济学上，经济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和企业精神四种类型。在经济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其不同组配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就像围棋博弈，同样数量的棋子，只要改变它们的排布，就会改变占据地盘的大小和攻击力。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扭转长期以来禁锢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经过不断的结构调整，到十八大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直至今天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贯穿改革开放的一条主线，就是以解放生产力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的经济转型之路。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当其冲的是集体意识的转变。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既然是解放全人类，那么仅仅依靠“穷帮穷”式的无产阶级联合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其迫切的任务必须首先解放自己，也就是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发展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到今天的不忘初心，证明中国共产党明确认识到，只有全面实现了自身的民殷国富，我们才有能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另外，将企业精神接纳入生产要素组合，对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就是政府的有形之手逐步让位于市场的无形之手，而后者实际上有两只手，即在供应端从事资源配置的企业家和在需求端用货币投票的消费者。

站在更加宏观的立场上，供给侧所提供的也分为两项内容，一是稀缺品，即用于市场交换的商品，二是供大众享用的非专属性的公共品。由此可见，供给侧改革首先应把握当前并预测未来的市场需求，而不是追求统计意义上的平衡；改革不能局限于稀缺品的供应，而要有公共品的供应与之齐头并进。公共品的创造与提升需要三个方面的努力，及构建服务型的政府，发挥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以及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就经济资源的报酬而言，在认可土地获得地租、资本获得利息、劳动力获得工资的前提下，承认企业家的正当地位和赚取利润的权利，等于否定了剥削论和阶级斗争论，使之得以放心大胆地发挥其作为最活跃而能动的生产要素作用。科学技术决定了生产效率，将之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始终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世界经济论坛列举了三个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即禀赋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纵观世界各国，那些过度依赖自然禀赋的经济体，即便一时富有，但永远不会强大，这种现象被称为“资源的诅咒”；而将资本、科技与其他经济要素有机结合到一起，实现规模和范围效益的国家，一定会在工业化阶段强盛起来。进入创新驱动阶段的发展模式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商业复杂性，二是创新性，这意味着组织和分配方式的巨大转变，而最根本的是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效率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一个关键的档口，既不能故步自封，又不能急功冒进，而是需要更加精准地掌控和广泛地调动更多的变量进行重新组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转型，正如李克强总理2015年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眺望达沃斯滑雪胜地时所讲的，可以借鉴滑雪的三要素：速度、平衡和勇气。当然，还有信守规则的意识以及向所有参与者开放和包容的胸怀。

中国网财经：如何充分发掘广大农村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两项最基本的资源？

刘宝成：作为依靠两河的庇佑成长壮大的东方古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铸就了华夏民族对于土地的热望和依恋，重农抑商也便成为了历代王朝不假思索的政策选项。与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主张以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为前提的重农主义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本主义强调的是“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前提下的人身依附关系。

作为万物的载体，土地依然是构建以“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为特征的小康社会的必要条件。如何充分发掘广大农村地区土地和劳动力两项最基本的资源，使之发挥更高的经济效能，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首要课题。作为农村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将土地权利中的使用权和受益权拆解出来，推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时间极大地释放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家一户掌控的小块土地限制了机械化和规模化运营，致使经济效率遇到了制度性的瓶颈，更无法抗衡由海外现代化农场舶来的农产品竞争。随着沿海地区大举工业化的进程，政府赋予了农村劳动力一定的人身自由，于是农村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资源涌向沿海城市。这在一方面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成就了中国工业的快速规模化和强劲的出口加工能力，并为后续的城市化奠定了坚实的人口基础，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农业劳动力的虚空化以及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特征的人文怪相。

《商君书・定分》讲到：“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未之定也。”可见，古代先贤早已非常清楚物权边界及其归属的重要性。

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稳定以及土地边界的不清晰，包括部分无主土地的存在，以及部分地区宅基地的权属之争，是多年来造成农村生活邻里关系、官民关系失和的主要矛盾。在落实土地承包期限30年不变之后，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侵蚀地力的现象缓解了，田间地头的树木增多了；在土地和宅基地进一步确权之后，农村地区的争吵、械斗、上访减少了。恶霸和黑社会是近年来农村社会日趋恶化的一支毒瘤，过去三年的“扫黑除恶”已经收到显著成效。但若长期保持其成效，则需要从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推行法制入手，而不能简单地依靠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因为，一些地方政府不作为，群众难以通过法律及时有效地寻求正义，是导致农村社会矛盾的根源。

自取消农业税开始，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对农民的关怀是空前的。政府主导的“村村四通”(通路、通电、通气、通自来水)、“美丽乡村”、“扶贫攻坚”以及社会保障等项目，业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在确定物权和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及法制建设的基础上，土地的集约化和现代化运营显然是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集约化不是复辟“大锅饭”式的人民公社，而是在各类参与方权责利均衡的条件下推行公司制的农场模式，通过资本、科技和信息的力量促进专业分工，提高规模效益，对接市场需求。政府的工作重点在于持续提供上层建筑的保障，加强环境保护，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拆除城乡壁垒，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封锁，支持农村地区包括技能、素质和法治意识在内的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