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画家史国良的无奈：我的画真假我说了不算？

史国良，当代著名画家，从2006年开始一直在打假。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十几年打假带来是更加猖狂的造假。目前艺术品市场上，署名史国良的画作有80％以上是赝品。

更让他无奈的是，“我自己作品的真伪，我居然说了不算。”

曝光假画

史国良以人物画著称，曾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出家，2010年还俗，所以很多人称呼他为“画僧”。2013年秋拍，河南永和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了史国良的一幅《转经轮》，最终以1173万元成交，刷新其拍卖纪录。

跟史国良的采访，约在其海淀尚院的工作室。当时他刚从欧洲回来，还正在倒时差。光头、一身休闲装、一脸笑容，这是大多数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虽然今年已经61岁，但浑身的肌肉块，让人感觉非常年轻、健壮。

“最近很多朋友给我发来类似的作品图片，让我鉴定真假，甚至一张作品从多位朋友那发过来。我把这些假画发出来，是希望让大家增强警惕心，让这些画在买卖时候受到一些压力。” 史国良很健谈，对北京时间“财镜”表示。

所以，他在自己微信上写道，“假画、假照片，照片上这个人你要小心了，骗你没商量！”，“如果有人找你推销这些画，要小心了，都是假画，不要图便宜，以为捡漏，真画并不便宜”，并配上了数十张假画。

据了解，这批作品主要是从河北某画廊流出，正在北京琉璃厂等地画廊扩散。最初的售卖者声称“跟我认识，关系很熟，我亲自为他们画的。其实，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他强调说。其实不仅河北，北京、山东、河南等地也是史国良作品造假的重灾区。

另外，在图片显示，每幅作品旁边都摆放着一张史国良和某人手持作品的照片。在收藏圈，为了保证作品真伪，收藏者会与艺术家、作品合影。仔细对比几张照片发现，除了作品，史国良的姿势、动作都是一样的，显然照片经过后期P图。

这已经是比较老套的作伪方式，史国良经常遇到类似情况。“照相现在是我的第二职业。可能我跟人拍了一张照片，有人就会通过软件进行后期加工，伪装成这是原作的样子。甚至同样背景，能做出100多张假画。”

对于假画，史国良是深恶痛绝。“假画比假烟假酒更可怕，因为它动用的资金量更大。”史国良作品目前的市场价格在二三十万每平尺（0.33米×0.33米），所以每幅画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打假从“幼稚”开始

这并非史国良第一次打假。2006年，他50岁。当年7月26日，他从网上看到北京传是拍卖公司的公告中有他的三幅作品上拍，但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其中两幅作品是伪作。随后，他致电拍卖公司相关负责人，建议撤拍，并发去了传真。但拍卖公司以“经过公司鉴定专家组的鉴定，且委托人称作品是购自画家之手”为由，拒绝了史国良的请求，并继续拍卖。

无奈之下，史国良以传是拍卖公司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起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第二中院”），希望对方以书面形式公开道歉，并索赔1元。最终一审后，史国良最终接受了法院的民事调解，传是拍卖公司承认拍卖行为给史国良先生造成不良影响并登报道歉。

对于这个结果，“算是和解，你说我赢了就赢了，说没赢也就没赢，这种官司说不清楚。”史国良说。

谈及打假原因，“最初打假是因为觉得有点生气，更多的是维护个人权益；现在打假是为了收藏家、买家、画家的著作权、话语权。”他在接受采访时候曾表示。

在艺术圈，艺术家和造假者关系很“暧昧”：一方面，造假确实损害了自己和藏家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有人造你的假画说明你的名气和地位。同时，假画对艺术家本身也是一种宣传。历史上曾有张大千曾把把伪作画的比真作还好，启功说造假者画的比自己好（为了给造假者一口饭吃），一时成为“美谈”，成为个人修养和品德的一种体现。

所以，像史国良这样打假的艺术家比较少见，也是“弱势群体”，经常会遭到威胁、报复。“打假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自己打假遭到很多画商的非议，他们认为我太刻薄，是在砸自己的生意，会说比如某某画家，就从来不打假或者很少打假。”

因为打假，史国良的创作也受到了干扰。“如果说我原本有100％的精力，因为打假，让我心绪很坏，只剩下30％的精力。”

对于当年的打假，史国良不后悔，但“那时候不懂事，太单纯和幼稚了，不知道他们背后的利益团体，也不知道他们钻了法律的漏洞，效果并不好。”

真伪作者说了不算？

在史国良维权的过程中，判定作品真伪是整个案件重点，也成了难点。

在案件庭审阶段，他首先提交了自己认为是伪作的证据，“《搓线图》原作题字在左上角，而拍卖品题字在左下角；原作8只鹅被改为7只；原作一般是在红底上面垫色，而仿作为直接上色”，“《傣家三月》的第一个妇女的右手无名指只画了半个、大脚趾比二脚趾长出一倍；第二个妇女的耳环离耳朵太远；第三个妇女左手中指粗细是其他手指的两倍……”

史国良鉴定该作品为伪作1

史国良鉴定该作品为伪作2

从国内目前的鉴定情况来看，对在世或近现代艺术家作品的鉴定，通行、默认的做法还是以艺术家本人或者家属的鉴定为主，这也被看作是最为可靠的方式。所以，史国良认为这个案子自己肯定赢。

但法院以“任何未经一定司法程序认定的个人与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均不具备法律依据”，认为史国良的身份未经过司法认定（资质无法自己申请，只能法院认定），所以其鉴定结果不具法律效力。后来，史国良再次提议以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院作为鉴定机构，这都是艺术圈普遍认可的艺术专业机构，最终法院还是以同样理由予以拒绝。

所谓“具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北京第二中院认为是公安部有关笔迹鉴定部门，“但他们并不懂书画真伪，根本无法鉴定。”史国良重重地说。

最终这个案件因为在鉴定机构上未达成一致，所以没有对作品真假进行认定，最终只能以和解结束。

其实，即便能够判定作品真伪，拍卖行（大部分被起诉对象）也可以利用法律漏洞来规避责任。《拍卖法》第61条第二款的规定：“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之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品的真伪或者品质的，拍卖之后，即便是赝品，也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

跟史国良一样打假的艺术家还有不少，从上世纪90年代起的“吴冠中状告拍卖行”、“韩美林八骏图假画事件”，再到近年“霍春阳艺术打假”、“赵建成状告拍卖公司”等，但结果是“我们没有一场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赢”。

画家的无奈

十几年来，史国良一直在打假，但假画却越来越多。据了解，现在艺术品市场上，署名史国良的画作有80％以上是赝品，其数量是真迹的４倍多。

而且，现在艺术圈的造假，已经不是艺术家打假能够解决的了。“书画造假已经集团化，采用流水线的作业方式。” 他曾经了解到，有些人拿着自己出版的画集，首先找来一批水平较高的美院研究生，让他们每人深入研习其中的一幅画，然后临摹若干张，并且要求他们不要署名。这些造假者拿到临摹的画作后，挑出其中最好的一幅，去找专门伪造临摹画家题款的造假者题款。再找到专门伪造名家印章的造假者，伪造印章。然后是找一家出版社，将假画出版成画集，公开发行，最后再把假画拿出来卖个好价钱。

很多人知道史国良在打假，就跟他玩“躲猫猫”游戏。有一天下午，史国良只身一人来到北京琉璃厂看展览。当转过一个拐角时，远处原本站在街道上的两人突然转身走进画廊，然后史国良就听到里边一阵鼓捣的声音。当走近时，其中一个人走出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并邀请他进到店里聊天。史国良发现原本应该挂满画的墙上非常突兀地留下了一块空白展墙，虽然当时觉得有点怪异，但并未多想。

几天后，史国良在与一位朋友见面时，闲聊起了此事。这位朋友对他道出了其中的原委，“他说空白展墙上应该是挂了我的假画，但因为我高调打假，而且看见假画我都会让他们摘下来，所以他们都有些忌惮。为了避免麻烦，他们看见我过去时就摘下来，我走后再把假画挂上，照样卖。”

对于这些，史国良只能各种无奈，但他们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打假。“现在我不求助于国家、法律，我现在觉得没用。我现在微信朋友圈大约有5000人。只要跟作品有关的，我都会加他们。现在每天都有人发作品到我这里，我会直接告诉他真假，‘从照片看真’、‘从照片看太假了’等。”

“我把打假作为一种公益，因为我出家过，给社会做点善事。虽然我们不能清除这些毒瘤，但能清洗清洗伤口，让受害人少一点。（打假）就算再苦再累，只要我活着，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我就会继续下去。”史国良说。

文/周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