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变革中的融合与平衡——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

智媒时代，变革中的融合与平衡——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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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加速迈入智能互联网的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步入快车道，网络直播与短视频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媒体融合进入系统性创新时期……这是一个观念、技术、产品不断新旧融合更替的时代，传媒行业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2019年之初，我们有幸对话沈阳教授，作为新媒体、移动互联网、网络舆情、大数据领域方面的专家，沈阳具有丰富的产学研结合经验。跟随他的独特视角与深入思考，我们试图拨开复杂的互联网生态，勾勒智媒时代的发展趋势。

“我们正在培育一个新的物种”

记者：您曾提到AIB（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正与产业深度融合，赋能各行各业，起到了拉动的倍增器效应，您能简单谈谈它们对传媒行业的影响吗？

沈阳：“互联网”对于传媒来说，它本身制造了新的可供消费的内容和产品，同时扩大了消费群体的基数，带来了更加多元化的内容以及形态。在传统媒体时代，我们的闲言碎语可能不一定是媒体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在微博上，闲言碎语本身也是能够构成宏大信息流的。所以互联网对媒体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有内容的、有传播的、也有价值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互联网是媒体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能够适应这样一种新的变化，媒体就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不能适应的话，它就将会萎缩。

那么，“大数据”对媒体有何影响呢？大数据是提升人的洞察能力的一种工具、一种技术。我们原来在做媒体的时候，对于很多东西是没有非常细致的洞察能力的，比如说受众在哪？每一条细分的内容，它的受众分别有多少？大家对什么东西感兴趣？这些都是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然而，有了互联网和大数据之后，我们可以对受众在浏览过程当中不涉及到隐私的部分进行分析，了解读者的一系列偏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对要发布的内容做一些数据分析，从而知道什么东西是读者需要的，什么东西是符合我们的主流价值观的。

至于“人工智能”，目前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人工智能一旦高度发达之后，它将改变我们的内容创作主体。由智能机器人来完成写作、传播以及效果的评估，将最终成为一种现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培育一个新的物种，它能够替代我们的一部分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替代我们更多的能力。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终极的人工智能预测，人机能不能最终和谐相处。但是至少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东西会被改变。

记者：您刚才提到，技术赋能之后，人类的能力将逐步被机器替代。在新闻领域，机器生产内容已经率先被一些新闻机构尝试使用，您如何看待MGC（机器生产内容）的发展前景？

沈阳：最近几年的发展，大家估计得过于乐观。但是对于未来，比如说十年之后的估计则有点悲观。我觉得翻译技术也好，机器人技术也好，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有些高估的。当然随着它积累的数据增多、对各种数据的反馈效应的形成，它会越来越智能。到了那个时间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自己的机器人、自己的智能随身助理的时候，你有想法，你告诉你的随身机器人，它就帮你写了。但是这个时间点是有点被高估了的。目前我们看得到的人工智能也好，语音识别也好，它们在复杂环境当中的准确率还是有些问题。整体上来看，大数据在改造我们的写作过程。我们原来的素材更多的都是通过采访得到的。然而有了互联网、大数据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海量内容检索，在不侵犯版权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内容参考。互联网里机器产生的内容会越来越多，我们写的内容也会越来越多，不仅仅需要给人看，而且要给机器看。机器读得懂、解析得好，才能推荐给更多的人，这个是我们生产内容角度的微调。

记者：那么记者应该如何面对这种发展趋势呢？

沈阳：记者能够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作出比较深刻的剖析。这个社会是需要记者的风险预警能力的。一个社会最大的风险在于让这些风险不可见。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需要更加地深入，更加具有预警性。这对所有人都是有价值的。对于领导来说，它可以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对于普通人来说，当危险来临的时候，他不会这么被动。记者能够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在今天，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面临着非常多的问题、挑战和机遇。这些都是值得记者去关注的。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记者也好，管理者也好，有了这种观念，这个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未来20年，至少还有两次内容大变革”

记者：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普通人赋能赋权，人人都可以发微博、发视频、做自媒体，微博、短视频平台等越来越多地成为新闻的首发平台，您如何看待这种技术赋权所带来的影响？

沈阳：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史的发展一直是进步的，人类的共同知识一定是在增加的，它没有减少，也没有退步。所以说技术赋权只会越变越剧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让每个个体拥有了更强的能力。我们原来设想的，比如说共产主义，在今天我们要给它更多新的含义，就是对于信息的自由获取。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更强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发布能力，其实这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解放当中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技术赋权对人是有积极价值的。

制造内容正在从一种专业化的工种转变成一个大众可以参与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仍然也要看到，违规、违法、违德的一些内容通过技术的赋权，有的时候也是大行其道的，这一点需要受到约束。当这样的内容过多的时候，它一定会破坏技术赋权的正当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一方面我们要用好技术赋权，另外一方面不要被这种权力所异化。现在有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就火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就被黑了。我们要从这样一种被动的角色，逐步转变为一种主动的角色，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什么东西是能够去做的。我觉得这一点不管技术再怎么赋权，就算你拥有“钢铁侠”的能力，也一样需要遵守规则。所以我觉得技术赋权是个好事，但是对每个人来说，要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去防范它的负面效应。

记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深化为智能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在这种趋势下，“万物皆媒、万媒皆智”的说法我们已经并不陌生，在这之上，您又提出了“万智皆控、万控皆能、万能皆识”的观点，能否解释一下这句话呢？

沈阳：所谓“万智皆控”就是指所有的智能设备，它最终都是能够用来对现实世界实现控制的。比如说你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指挥某个硬件设备去做一些操作，硬件设备又可以反过来控制我们的现实世界。所以我们之前说“万媒皆智”。“智”了之后，它会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一定的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是通过互联网来实现的。当它能够实现对现实世界控制的时候，就叫“万控皆能”，它就具备某种能力了。它具有改造世界能力的时候，它自然在这个过程要认识世界，这就是“万能皆识”，这也是一种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随着技术的发展，未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很多科幻片当中的场景都是不对的，比如未来要去探索外太空的话，我们可能是派一个机器人上去。这个机器人会去自己做组装，比如组装出3D打印机，然后在当地去打印出采矿机器人。采矿之后，机器人再去做各种各样的其他事情。因此，我们说最终它会具备一种认知世界的能力。

记者：在新技术的加持下，直播、短视频等新业态层出不穷，在您看来，媒体未来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沈阳：新媒体的业态更新得非常快，我们现在对于5G的到来，包括速度提升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并不是特别好预测。但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共同的规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高分辨率的视频和VR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将会使得我们基本不太需要出门。有了高分辨率之后，你看一个东西是接近于真实的。随着5G的到来，甚至未来6G再加上VR，人们在自己家里面，所能体验到的虚拟世界的真实感将会大幅度提升。这种大幅度增加将使得人们探索真实世界的欲望变得非常低。因此，这还会带来一系列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我认为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未来十年，我感觉主要还是视频化的发展。在2028年到2045年这个阶段，可能更多的是VR的增长。未来很有可能的一种形态是，很多人通过网络来生存，在网络中贩卖自己的注意力、贩卖自己的消费力。当你的网络连接足够丰富，你就可以体验到更多的真实世界，就像现实版的《头号玩家》。我们现在马上将面临的一个变化，就是2020年5G大规模实施之后，所有的这些移动应用都将完成一次短视频化的、包括AI增强的一次革命。在这之后，随着VR的发展，又将会完成一次仿真化，也就是模仿真实世界的一次革命。所以我预测在未来的20年当中，至少还有两次内容的大革命。

传统媒体融合避免三个误区

记者：媒体融合已经进入了系统性创新时期，您如何评价如今传统媒体的媒体融合实践？

沈阳：传统媒体的融合，我原来相对比较悲观。但是最近两年，我的观点有些变化。因为我们谈媒体运作的时候，我们不仅仅要从生产力变化的角度考虑，而且要从生产关系的结构优化角度考虑。传统媒体有非常强的政策资源、非常强的传统社会的连接资源，而这两点就足以使得它能够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它能够和新的技术以及新的媒介形式做结合的话，依然能够取得比较好的进展。当然在这个里面我们需要避免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就是平台思维。很多媒体人说我就要做平台，我就要拥有原来报纸这样自我掌控的平台。但是很不幸的是，互联网是一个规模效应，互联网里面每一种单个应用，一般来说最终只能够存活几家。所以当你去做一个APP的时候，它的日活是难以保证的。这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想建立自主可控的平台，但是另外一方面互联网的客观规律就是它是一个规模和集聚的效应。所以你去看自媒体，很多没有资源的，它也可以过得很好。

第二个就是，互联网的逻辑发展到今天，它最能够流行的是有人设的个性化内容，但是往往机构发出来的内容，是比较理性的，它不一定是这么个性化的。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悖论。

第三，我们知道互联网的逻辑它是快速迭代的，它的迭代周期是5到10年。但是媒体它作为一种机构，需要一定的稳定性。就像大家开微博，机构刚刚玩熟，然后突然大家又不一定玩这个了，可能又去玩视频了。这个时候机构会觉得很累。你会看到，我们至少在多个层面上都存在一些悖论，这些悖论的解决需要高超的艺术性。在实践当中，转型转得好的媒体机构不会特别多，原因在于它是不仅仅是一个工程，而且是种艺术的把握。

记者：技术的进步为传统媒体带来深刻的变革，注入了发展的新动能，同时也有人呼吁从技术的盲目崇拜中降温，回归内容价值与专业主义。你如何看待“内容为王”与“技术至上”的争议？

沈阳：好的内容可以穿透技术平台，好的技术可以加速内容的传播及提升它的效果，所以我不太赞成什么“为王”。“为王”的概念，好像是唯一性。世界上的东西，特别是我们所做的传播的里面，它的构成要素不是唯一的。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基因，你适合搞技术就搞技术，你适合做内容就把内容做到极致。因为在任何平台，都是需要有好内容的。当然今天的内容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以前的内容需要你专业，但是现在的内容更加生活化。生活化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原来高度提炼过的、程序化的、规范性的东西，它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很“魔性”的东西。在技术和内容方面的对立，其实这种争论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二元对立，这是没有必要的。做内容的，我们说文人不要相轻，好的内容可以穿透技术壁垒。另一方面，好的技术也可以提升传播和改善传播效果。内容跟技术应该是和谐相处的，不应该是对立的。

在技术辅助下实现人的更大解放

记者：您能结合个人经历谈谈对新媒体工作的一些感受吗？

沈阳：最重要还是实践。我是2008年左右开始用推特的，然后在2009年用微博。在这之前我还用博客、百度空间。我人生中的第一篇“10万+”文章就是在百度空间上获得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一定要去实践，抱着平常心、锲而不舍地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也要不断地去思考。我自己从博客时代非常草根、点击率非常低的情况到去玩微博，逐步对微博有了一定的了解。从这开始，我逐渐从原来的所在的计算机信息管理领域转移到新闻传播领域来。

有些东西不一定自己直接去玩，但是我至少可以带一个小组去玩，比如抖音，我看着他们来做，我也知道这个里面有哪些诀窍，哪些东西能够得到比较好的传播，它的平台的调性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自己有一个明显的体会，就是我们的新闻传播从业者，一定要把新媒体的实践和对传播理论的思考做一些结合，提升我们的网络社交热情，真正地拥抱互联网，这样才能走出我们原来的那一片天地。否则就限制了自己的认知框架，被限制在自己在现实世界中的点位。我们需要的是在虚拟世界当中扩张我们的视野，而不是被束缚住。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你被宇宙的规则无形地束缚在那里。我们追求的是在技术的辅助下，在社会的进步当中实现人的更大解放。

记者：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为新闻业带来了颠覆性改变，媒体急需更多的“复合型人才”，您认为这对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哪些挑战？

沈阳：我觉得应该把传统技能培养和新媒体实践做深度结合。比如说你教评论的话能不能把在微博当中如何写快速评论放进去。传统的教学内容本身是非常好。你看现在在自媒体里面写文章写得很好的人，很多都是传统媒体人出身。他们写出来的文章，看一眼就知道他们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原来的这种训练更多的是基于在报纸上三审三校等各方面的训练，但这些方向的能力培养是能够跟新平台结合起来的。比如说拍视频，今天我们在短视频时代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运用镜头的能力，即运镜能力。这种运镜能力其实我们在电影课里面会讲，但是我们可能现在没有把它去跟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做结合。我觉得这种结合一旦真正的做到天衣无缝的时候，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他应该是非常容易获得新媒体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所以我觉得老师也好，学生也好，都需要转变一个观念——今天的主平台一定是互联网，而不是我们原来的报纸和电视。课程设置要把本位迁移到互联网上。

记者：您既站在大数据与媒体发展的前沿，也处于新闻教学与研究的前线，作为研究者与教育者，能否谈谈对新闻学子的期望？

沈阳：新闻传播当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新闻传播当中有我们人生两个最重要的基本概念。一个是认知，一个是连接。记者应当是这个时代中认知能力、连接能力最强的职业之一。我是觉得这个专业本身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蕴含可能性，还远远没有被我们真正挖掘出来，这个是需要新闻学子们真正去好好思考以及实践的。

沈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博大数据团队理论创始人

本文刊登于《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