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的超级明星 ——蒲慕明

科学界的超级明星 ——蒲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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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人 物

蒲慕明

全文共计504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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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 慕 明

美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国际著名神经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忘我精神和社会关怀注入科学界，及早解决世界上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是中国科学家对世界科学界独特的贡献。”

到今年10月，蒲慕明将要跨入七十岁的大门，即将按响又一个十年的门铃。回首曾经走过的路，获得的荣誉，不知会有怎样的感触。

蒲慕明

大陆出生，台湾长大，美国留学，又回到大陆工作，担任神经所首任所长至今近20年。

他是中科院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所长，同时也是中科院在上海各研究所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所长。而去年他放弃了美国国籍，再次成为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

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有篇报道中曾称他为“科学界的一位超级明星”，上海的同事们则说，“他比中国还中国”、“很久很久以前他便有一个中国梦”、“他在科研管理、科研布局等很多方面的贡献，不是一个国际学术大奖可以涵盖的”。

今天，就让转折点直聘带你走进“超级明星”的世界。

一、仁慈之父，人生导师

像一盏明灯,照亮前程

“父亲的人生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一些好朋友都成为我的师长。”⬇⬇⬇

蒲慕明1948年在南京出生。还在襁褓之中，他便随父母远渡台湾。

蒲慕明的父亲蒲良梢先生，1938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是机械系航空工程组的第一届毕业生。那一届的毕业生全部投笔从戎，加入抗战成为空军后勤人员。后来国民党政府要造飞机，蒲良梢不久便被派往美国，学习螺旋桨发动机制造技术，他学成回国之后，成为南京发动机制造厂的第一批技术人员。

1949年，母亲带着蒲慕明和他的姐姐，从南京的下关乘船到武汉，然后到了广州，再从广州坐船到台湾。当时被母亲抱在怀中的蒲慕明还没有记忆。但蒲慕明在后来知道，中国航空工业的先驱们大多都是父亲的同学，而父亲的毕生志愿，就是想制造出一架中国自己的飞机。

蒲慕明父亲60多岁时，任台湾航空工业发展中心主任，终于造出了“经国号”飞机。

父亲为了理想不懈拼搏的精神，为了祖国发展奉献一生的情怀，让蒲慕明从小就耳濡目染。

2000年的冬天，蒲慕明的父亲遭到车祸，他所乘坐的出租车被一辆环保卡车冲撞，造成头部、肺部、眼睛多处挫伤，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

父亲遭受的车祸，是开卡车的那位肇事环保工人的全责。

蒲慕明父亲在住院治疗期间，当工人带着一串香蕉去看望他，老人家自己反而过意不去。

因为手头没有现金支付，老人家就向来探视的王燕借了50元钱，感叹地对王燕说：这位工人给我送来了香蕉，冬天里的香蕉很贵，他的妻子已经下岗，小孩还在上学，他的家很穷困、真是很不容易呐！

等那位工人下次再来医院看望时，老人家当即就给了这位工人50元作为补偿。后来又给了那位工人100元钱。

父亲为人做事的宽容和大度，也深深地影响着蒲慕明的一生。

蒲慕明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幅诗作：

忘却离乡今几年，水隔青山天外天，

旧时欢笑浑为梦，新来思绪总难眠。

海外飞传无限意，天涯相赠有诗篇，

相知一世知何事，长留肝胆照人间。

这是蒲慕明的父亲与其同学、曾任铁道部总工程师的邹孝标的唱和之作。父亲作诗，由邹孝标书写，时空阻隔不了父辈归根的心愿。

二、“清华”情愫，“亲华”情节

蒲慕明的名字，曾几度与“清华”二字相连。

1984年9月，蒲慕明（左三）出任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首任系主任。⬇⬇⬇

蒲慕明1970年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14年后，1984年北京的清华大学复建生物系，时任美国加州大学埃文分校生理系教授的蒲慕明，冲破大洋的万里波涛阻隔，欣然受聘兼任该系的主任。

不知蒲慕明者，认为他此举是因为母校的缘故，才有解不开的“清华”情结；知蒲慕明者，便晓得让他真正魂牵梦萦的，是那终身的“亲我中华”情结。

蒲慕明不是“怀才不遇”，但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的那段时光，的确是荣光与艰辛的纠葛交织，梦想与现实的冲击碰撞。

当时的中国教育科学界，教育科研等经费捉襟见肘，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基础研究；而对以基础研究为本的蒲慕明来说，当时刚打开“改革开放”门户的中国，也不具备他拳打脚踢施展才华的环境。

当时的清华大学生物系尽管有着全国最为优秀的学生和教师，但经费支撑严重不足，仅有的一点经费几乎全部用于教学工作。更有甚者，补助生物系老师们工资的奖金，还要从蒲慕明这位外籍系主任的机票补贴中发出。

而最令蒲慕明先生感到无奈的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全部用于购买大型仪器，而会使用这些仪器的人员却少之又少。

“当时国内的大型仪器设备虽然多，而我们却没有生物系最常用的电子显微镜，形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耗散。”

蒲先生回忆：“我在清华大学之所以没有继续做下去，原因在于，一是我当时还很年轻，显然力不从心，二是国内科研的大气候还没有形成，我也很无奈，无力更多地改变什么，所以我两年后只能选择了离开。”

尽管命运多舛，最后在1986年蒲慕明不得不选择了离开清华大学，但在该校生物系重建的最初两年中，他还是为生物科学与技术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基于他从最初创建清华大学生物系，到后来到领导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蒲慕明在2005年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殊荣，他这段弥足珍贵而又特殊难忘的人生经历，无疑也是值得浓墨重彩抒写的重要一笔。

三、“临危受命”创建神经所

力排众议，建非人灵长类平台

1999年11月27日，中科院上海神经研究所成立，年逾50岁的蒲慕明愉快地接受邀请，出任首任所长至今。⬇⬇⬇

当时的脑研究所只剩下3个研究组，科研陷入了困境，完全称得上“临危受命”。

在蒲慕明带领下，仅用了短短4年，神经所的13个研究组，就突破了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纪录。

• 2009年，组建了脑疾病研究中心，建设了非人灵长类平台。
• 2011年，神经所参加全国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获得生物科学类第一。
• 2016年，构建出世界上首个非人灵长类自闭症模型。去年11月27日，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体细胞克隆猴。

国际格鲁伯神经科学奖在评述他的科学贡献之后，加了这样一句话：

“几乎凭一己之力在上海打造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

对这一说法，蒲慕明很不以为然，但他的同事们却觉得“当之无愧”。

曾经在2014年和201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之前都获得过格鲁伯奖。当有记者笑着问起，是否也有希望获得诺奖时，蒲慕明很快作答：“有许多比我更出色的科学家。”

四、体细胞克隆猴横空出世

蒲慕明作为神经所所长，同时也是作者之一

2018年1月25日，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登上学术期刊《细胞》封面。⬇⬇⬇

该成果标志中国率先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实现了我国在非人灵长类研究领域由国际“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体细胞克隆猴这篇文章是在2017年12月21日投出去，很快有回信了，要求修改，修改后2018年1月11日返回，1月16日就接受了，从投稿到接受用了不到一个月，对这个杂志来说也是神速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项研究的分量和重要性。

这篇文章就是由中科院神经所的孙强研究员团队做的，孙强研究员是灵长类研究平台（苏州）的主任，这篇文章的四个署名单位分别是：

神经生物学研究所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科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依托单位是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中心主任是蒲慕明，该中心是中国科学院在2014年首批成立的四个卓越创新中心之一，是中国科学院依据“率先行动”计划、在脑科学与智能技术领域设立的卓越创新中心。

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也是神经所，该重点实验室是2007年10月科技部批准组建的。

中国科学院灵长类神经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建于2014年，实验室主任也是蒲慕明院士。

从以上脉络大致可以看出，蒲慕明对中国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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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飞人所长”蒲慕明

旁人眼中的苦行僧

永远都是先替别人着想，后为自己考虑。⬇⬇⬇

那时的蒲慕明，无论身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每周的工作都是7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基本上都没有休假。10年来，蒲慕明平均每月来国内工作一周，人称“飞人所长”。

他常常是利用晚上的“时间差”，及时处理研究所事务和回复发给他的电子邮件，有时甚至工作到凌晨一两点。

蒲慕明对工作殚精竭虑，身体状况也就并非十分理想。2005年，王燕和神经研究所的几位同事凑了8000元钱，购置了一台跑步机，放在蒲慕明的办公室里，但几个月过去，却从来也不见蒲慕明使用。。。

王燕着急了故意拿话激他：“蒲先生，您怎么就这么懒啊？跑步机都买了有这么一些日子，我们怎么也没见到您运动一下啊！”蒲慕明的回答是：“楼下就是电生理实验室，他们需要安静。”

后来，蒲慕明希望把跑步机送给学生会。但他的一位学生却对王燕说：“蒲先生的跑步机不能动，等我们的新大楼落成之后，一定要给他找个地方，专门放这台跑步机。”

神经研究所的很多业余活动，蒲慕明慷慨地掏自己腰包，而不用研究所的钱开销。仅以2009年神经所组织，包括上海生命科学院其他研究所学生参加的科学夏令营为例，组织了十几位学生去四川，蒲慕明用自己在美国领取的工资，支付了其中3万元学生的机票钱, 王燕则是负担了学生们的生活开销。

尽管蒲慕明一身同时跨两边工作，领取的却只有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资，而在神经研究所的工作，他只是领取旅差费和生活补贴。

神经研究所的许多学生说，虽然我们都很崇拜蒲先生，但我们却不会过像蒲先生那样的生活——在学生和大多数人看来，那的确是苦行僧一般的生活。

那段时间，只要他身在上海，几乎是每一天的早晨，蒲慕明都会从岳阳路的一个小超市里出现，很快就买回两三个菜包子。

午饭要么是食堂里的盒饭，要么依旧是菜包子。在蒲慕明办公室的冰箱里，总是会冷藏好几个菜包子，饿了他就用微波炉热一热再吃。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蒲慕明的手上已经长出了老人斑，却被同事们打趣“逆生长”。对此，蒲慕明幽默地说：“我的心理年龄和一个学生差不多，每天去上班的时候，我都感觉是去上学了。”

只要在上海，就算是双休日，他都会去办公室，每天工作10小时对于他来说只是“标配”。有时觉得累了，他就在办公室打一会儿太极拳。

这就是蒲慕明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放着两台电脑。在搬进新楼前，他的办公室墙面受潮剥落，他从未要求所里装修一下。在神经所成立的这么多个年头，至今都没有一辆公车，他也没有专车或司机。关于科研经费，蒲慕明总是希望课题组节约节约再节约，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这是纳税人的钱，你们不能轻易浪费。”

和蒲慕明相处久了，很多人都会被他的赤子之心所感染。与他相处多年的同事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早已融入蒲先生的血液之中。

六、蒲慕明最敬佩的人

他的女儿，蒲艾真

2012年《时代》杂志百大人物榜上榜人物，38岁的蒲艾真名列第4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国内不少年轻科研人员患上了“诺贝尔奖疯狂症”，获得诺贝尔奖仿佛成了我国科学界最重要的目标。

蒲慕明说：“西方科学家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追求科学的初衷上有很大区别。西方科学家做科学是追求个人兴趣与个人成就，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得到诺贝尔奖就是科学家个人成就的最终表征；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征是忘我精神，我们仰慕的大师是充满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

现在国内很多优秀科学家是海归，在科研训练中接受了西方价值观，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消失殆尽。

“即便西方科技那么发达，还有那么多社会问题都没能解决，为什么？解决社会需求相关的问题，需要大批人的合作，也常不是诺贝尔奖重视的基础问题。我认为，未来我们要培养的科学家，要更富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要能关怀社会，解决社会的需求，这远比我国再得几个诺贝尔奖重要。”

正是这样的蒲慕明，一直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所说的话。

•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读研究期间积极参与了留美台港学生的保卫钓鱼岛运动；
• 80年代末起参与“认助中国乡村教育项目系列”工作，协助中国贫困地区提升教育质量和普及科技知识；
• 自2005年起每年率领神经所师生开展科普支教活动，在四川雅安县和资阳县、安徽潜山县和无为县，3000多名中学生从中受益。

在很多科教资源欠缺的地区，他捐款捐书，建立图书馆，举办教师培训，开展科普夏令营，改善实验室条件，资助困难学生。

也正是受他的言传身教，蒲慕明的女儿蒲艾真少年时跟着父亲遍走贵州宁夏等祖国贫困山区。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投身于保护弱势群体的事业中，在美国成立了“全美家佣联盟”，促使纽约等各州议会先后通过家佣人权法案。

蒲艾真2012年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大人物之一，2014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2014年被《财富》杂志选入世界上最重要的50位领袖人物——“她是其中最没钱的一个”。

蒲慕明还长期用自己的收入资助女儿帮助弱势群体。“你们应该去采访她，她是我最敬佩的人。”

2017年，蒲慕明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再次成为具有中国国籍的公民。

“我回到了祖国，回归了初心”

文章整合资料来源于：清华大学新闻网、上观新闻、人民网、新民科学咖啡馆、生命科学者微博及一些不明来源的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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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转折点直聘”整理而成，转载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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