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红利爆发 中国体制改革没有终点
央广网12月10日消息 “中国正在悄然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在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涌现。”12月10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第十八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说。他表示,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创新创业的浪潮。第二个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在不少地方展开了。无论是农民还是青年人的素质提高,都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新红利的产生。
厉以宁还表示,体制改革没有终点,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的完善体制的改革的连续。”他说。
以下为演讲实录:
厉以宁:我要讲的题目是寻找红利的新源泉。
第一个,原有的红利是怎么消失的。原有红利的丧失和新红利的涌现是全世界都存在的问题。所以有必要对红利的源泉做一个探讨。
原有的红利可能是人口红利,也可能是资源红利。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前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涌现出来。但是,经常也看到人们在这个阶段是不珍视这些资源,不珍惜这些红利,所以过分利用,以为这些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绝。导致红利枯竭,原有的红利枯竭之后,经济陷入停止,想出新红利很困难。资源要升级谈何容易,新的资源如石油、矿产,不仅需要勘测,而且需要大量投资,需要交通运输设施,需要一定的熟练工人。这些也不是本国力量能够承担的。于是原有的红利丧失以后,资源的新发展只能依靠外国资本、外国技术、外国人才,这也值得发展中国家参考。
第二个问题,改革红利是怎么实现的。
改革红利又称之为制度红利,体制红利是通过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是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国家无一例外都经过了改革的阶段,只有经历了改革才能获得改革红利。换句话说,改革红利不可能是自然产生的,不改变传统的体制就不会有适合工业化、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新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例外。中国同样如此。资本不足,人才不足,市场不足,管理不到位,改革的红利无法涌现出来。
以资本为例。资本不足,再聪明的创业者也无能为力,在不少场合,不怕融不到资,而是怕融到的资不知道怎么用,怎么用好。有眼光、有作为、有远见的创业者同其他人的区别就在于会不会用好手头的资金。改革红利中最重要的是如何调动每一个投资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产权保护便成为关键。没有产权保护就谈不到发展。公有产权要保护,非公有产权同样要保护。无论是公有还是非公有,无论是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还是其他无形的权利都应当一视同仁,受到法律保护。法律是公正的,这样社会上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都会安下心来,社会的活力和动力就充沛了。
第三个问题,改革红利是普遍的红利,无处不在,无处不发生作用。
体制改革没有终点,并不是一次性改革就能解决所有管理问题,体制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体制越是适应于现代经济发展,经济就越能取得新的成绩。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不断的完善体制的改革的连续。
第一个例子,1979年中国刚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就调动了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农村随之而办起的乡镇企业,几年之后粮票、油票、肉票都取消了,乡镇企业开辟了市场,打破了计划经济大一统得天下,农村出现了下天下。中国的改革有一个特点,真正会争论,但是回头看走过几年跨了一大步,又争论、又争论又跨了一大步。同时在改革中前进。
第二个例子,改革并没有因为农村承包制而停止。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公开发表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市场化和股份制试点的高潮。国有企业纷纷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民间投资创办了不少大中型的民营企业。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村也发生了变化,农村开始向外输送劳动力,原来只有少数人,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甚至偏远地方输送劳动力多,这就引起了中国的继续变化。中国当时老是担心: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的农业怎么办,我们的工业怎么办。争论归争论,害怕归害怕,但是真正加入了,又走了一条路。
第三个例子,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后,中国改革方面继续推进,改革措施中有深远意义的,比如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商业领域内,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农村土地确权,在这个基础上土地流转,精准扶贫,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措施,最有影响的是保护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和其他无形产权,明确以法律为准绳,公有经济产权要保护,非公经济产权同样要保护,这样活力和动力就涌现出来了。这就是持续不断改革成绩的验证。
第四个问题,中国正在悄悄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
在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下,改革红利不断涌现出来。中国正在进行一场人力资本的革命。这就是明显的例证表示中国的人力资本革命会给中国带来一个新的动力。一方面,广大农村正在掀起学习知识,学习技术的创新创业的浪潮。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归。过去没听说过,只听说过海归,从海外留学回来的人叫海归,现在出现了“城归”,也就是农村外出打工的人,现在他们在外面工作了一些年,认识了一些朋友,学会了技术,积累了一些钱,更懂得了市场怎么运作,回去干。为什么回去干?因为家乡有用武之地。我曾经带了政协的调研组走过几个县考察,一个是陕西南部汉中地区的西乡县。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因为汉中水要经过丹江口水库,要北调水的话,所以就规定了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使农药,不准使化肥。不使农药,不使化肥,那怎么办?西乡县就干脆不让我们使用化肥和农药,我不种粮食了,就种什么?因为当地有特产,茶树非常有名,富硒茶全部种树。种树需要劳动力,茶叶怎么加工,需要劳动力,就让各户通知在外面打工的人回来。因为他们在外面,孩子没人照顾,老人没人照顾,回来就发明了茶树业,不用化肥,不用农药,而且经济更快发展。自己家庭有了新的创业的机会。
还有一个例子。我在贵州毕节地区看到原来农民很多住在山上,不愿意下山,下山以后又说怎么活呀,靠什么维生?去打工。我刚到毕业2004年坐着汽车到村里走过,墙上的大标语是这样的:不读完初中,不外出打工。我看了一下,我问陪我去的干部,我说这个标语,初中毕业15岁、16岁,就可以出去打工了?那不是对国家的政策有违背吗?是童工嘛。他们讲,对。后来讲:不受完职业技术教育,不外出打工。你要想打工可以,初中毕业以后再受职业技术教育。过了几年我又到毕节,因为我是贵州毕节的扶贫组组长,一看情况变了,外地打工的又回来了。说干吗回来,说已经有了技术,开了小微企业。哪些小微企业,我们去看了。面包坊。说这里的人从来不吃面包。还有生日蛋糕,这里的人也不知道生日蛋糕。这些外出回来的人开了,结果生意很好。我在毕节看到,现在形成一个习惯了,就是给小孩儿过生日买蛋糕,小孩儿开始上小学要蛋糕庆祝。老人高寿要买蛋糕,所以这个生意非常好。这就是他们在外面学到的技术。贵州毕节这个地方,人们开始学外面时髦的一些事情。但是大商场买太贵了,看的人多,真正买的人少。结果民工回来,在外面当裁缝,学会做衣服了,开始销售。式样比商场还要新,价钱便宜得多。这样的话,毕节就新办了一个区,叫:小微企业创业区。回家搞小微企业的都有地方安身,小微企业的主人非常高兴,说我们现在才有了家。过去没人管我们。我们到处找地方摆摊子。现在辟一个园区给我们,有了管委会,我们有了归属感,这都是新变化。
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的现象,办农家乐。办农家乐要人,儿子回来,你别跟老婆长期分居了。办农家乐需要劳动力,于是农家乐就变成了创业的又一个基地。农家乐的公路边上,好多小的汽车、摩托车的修理厂,是打工者回来办的。这些情况变化的很快,这就是一个方面,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人力资本的革命。
第二个例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在不少地方展开了。现在的年轻人跟几十年前的年轻人是不一样的,他的知识面广了,懂外面的经济了,所以,再来以后创业的风气就形成了。最要紧的是创意。创意才有创新,创新才有创业。很多观念就需要改变,不能够说熊比德(音)一百多年提出创新的时候是那种观点,那是工业化开始。现在是后工业化、信息化了,那些话不管用了。重要的是在创意。根据熊比德的话,你要创业创新,要把发明家的东西引进来到经济中去就变成创新了。这样的话跟现在不同,必须要先融资,你不打通跟银行的关系,创新没法搞。现在不是这个情况了。年轻人他是在创意,开了一个咖啡馆,开了一个会所,这些地方很多年前在聚会,他们在干吗?在讨论创意。只要有创意,事业是可行的,资金马上就到了。现在很多资本在等待人家有新的发明出来。所以,这个一大批人是中国的希望。别看他们现在年纪轻,就是这样在创意中出来的。
无论是农民还是刚才讲的青年人的提高,都是中国的希望,这就是新红利的产生。说中国人口红利已经枯竭了,他不了解中国。他了解中国,看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枯竭了吗?正开始变化呢。一股新的创意的、创业的、创新的浪潮在中国展开。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第五个问题,社会和谐红利是影响最深远的红利。在中国,正在形成。
我们谈了很多红利,但不要忘记一个无形的红利,一个逐渐形成的红利。而且是无声的扩散的红利:社会和谐红利。这个在中国正在形成。形式是靠什么?是靠我们的改革。我们通过改革,使法律公正了,使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了,这就增加了社会和谐。我们收入分配越来越协调了,走向社会和谐。我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加紧在改革,和谐在每个家庭,家庭之间产生,社会风气是良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社会和谐红利是一种全新的红利。我们有本钱,我们的制度优越,理论自信在加深我们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样我们社会和谐红利将使中国的特色更加显著。我们对红利有这样一些看法。我感到有必要跟大家一同来交流这些看法,希望大家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