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赖小民将如何带领华融在迷茫中求转型?
秦 朔
你也没想到会来华融吧?
赖小民
说实话,我也不想来。当时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和主管的副主席找我谈了4次,要我到华融来。当时我不想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我自己的志向不想去企业,没想自己在企业发展。我从来没有搞过企业。我当了北京银监局局长,当了办公厅主任,当了10年的厅局级干部了,我想在仕途上一直走下去,在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和宏观经济部门再走下去,这是一个。第二个,从自己实际情况来看,也没打算去企业。大家都知道企业收入高,但我很少考虑收入问题。因为在钱的这个问题上,我历来比较豁达,钱多来多花,少来少花,没有就不花,我从很小就是这个观点。钱过去少也好,现在的稍微多一些也好,反正我不是很看重这些方面。但是最后呢,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来。
秦 朔
他们反反复复找你谈,一定有他们的理由。比如像刘主席后来有没有跟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看上你,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
赖小民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刘主席跟我说,华融面临一个转型,10年大限已经到了。他觉得我这个人干事能力很强,所以呢,希望我去把华融做起来。再加上换一个环境,这样对自己成长是不是也更有好处?所以,我当时根据组织安排来到华融。
秦 朔
那是你第一次真真正正踏入一个企业的内部去看它的报表,去接触各种各样的人,那是真正进去了?
赖小民
对。我这个人做事有一个特点,要去做一个事之前,我一定会做充分的准备和功课。所以在会前,8小时之外,我会做很多功课。这是我的行事风格,就是一定不打无准备之仗,表内的,表外的,都会做很多功课。同样来华融之前,我一看组织上决心已定,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我也不能再推辞了。我当时在中央党校中心班学习,正好1月份快毕业了,我就做了一些功课。我当时不想来华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华融太困难了。当时我也知道,资产管理工作没有地位,在整个金融体系是边缘化的,不受重视。而且华融又处于低潮时期,处于要关门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在银监会干着蒸蒸日上的办公厅主任,不愿意到这个落魄的企业去,不愿意到边缘化的企业。而且很多朋友跟我说,华融公司当初有32个分公司,有25个严重亏损,亏了4年,亏得一塌糊涂。整个利润才4.03亿元,净利润就得靠子公司。整个队伍的话,平均年龄到50岁了,又没有活力。
秦 朔
给人感觉是来收摊的。
赖小民
收摊,就是收摊。而且大限已到,华融于1999年10月19号成立,到2009年10月19号,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就是10年大限,哪儿来回哪儿去。所以我一去就碰到这个,我是1月19号去的,到10月19号,我就是这家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了。如果这个机构要关门的话,我的前途非常渺茫。
秦 朔
其实那个时候国外的一些资产管理公司都是这样关闭的。
赖小民
8~10年。
秦 朔
8~10年,然后就关闭了很多。
赖小民
对对对,我们学美国的。实际上资产管理公司不是我们的创新,美国早就有。当时朱镕基总理比照国际标准,实际上就是学美国的。美国的资产管理公司就是8~10年周期。所以,当时国务院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就定的是纯周期10年,大限。当时定了三个,第一,10年大限!第二政策性的;第三就干一项业务,处置不良贷款。这三个是法定的。当时我在监管部门,在人民银行,我都知道资产管理公司是这个状况,所以我怎么说都不愿意来。我来到华融以后。
秦 朔
开始做调研。
赖小民
开始做调研,做功课。我在中央党校的时候,就悄悄地把华融的一个财务部主任(一般财务部都是核心)叫到中央党校。我学习的时候,把他叫来,让他给我介绍华融的财务状况,还带来很多报表看了一下。不看不知道,一看我吓一跳。只知道华融不是太好,但是没想到从这个财务数据来看,商业化程度非常糟糕。来到华融,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经过10年,在杨凯生、丁仲篪两位总裁的领导之下,大家圆满地完成了国家交代的处置不良资产的任务,当时他们就干一件事。
秦 朔
有7200亿吧?
赖小民
6800个亿,成功处理了工商银行6800亿不良资产。在支持工商银行的改革发展,支持国有企业脱困,特别在防范减轻系统性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对国民经济起到安全和稳定的作用,也为今天改革引出不良资产处置风险提供了许多有益尝试,带出了一支队伍,创建了一个平台。这是我喜的,特别感谢前任们打下一个基础。但是也忧,忧在哪儿呢?忧在商业化,转型非常困难。就在华融,6800个亿,经过10年,实际上2006年就全部处理完了,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当时东方、长城、信达,还有1000多亿。而我们的全部处理完了,因为当时大家第一想加快进度,第二想回工行。这种心态是有的,要到10年大限了。第二个呢,就是有些指标、数据至今给我印象很深。我这个人搞了30多年宏观经济,满脑子数据。我讲话喜欢用数据,张口就来。华融全部30个分公司,其中25个严重亏损,而且已经亏了4年。第三个,我们有129个案件,是历史留下来的。第四个,整个拨备在8.6亿,几乎没有抗风险能力。第五个,就是我们整个队伍平均年龄50岁,10年没进人,老化得很严重,不合理。再一个,我们的净利润只有靠个别子公司,4.03亿元的利润,而全系统一年发工资就将近要5.2亿元。等于我们这点利润还不够发工资、奖金。更重要的是,中国华融10年大限到期。所以2009年1月19号,刘明康主席把我送到华融,宣布我当总裁、党委副书记。那个时候党委书记还是姜建清同志,因为华融跟工商银行很长时间是一个党委。华融的业务来自工行,资产来自工行,人员来自工行,党委也来自工行。所以,我陪姜建清书记干了三年多。到2012年开始,我做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那个时候,作为党委书记、总裁、法人,姜建清同志很支持我工作,他只是管一些大的战略规划和一些大的问题,我给他汇报,他鼓励我,说小民你放开手干,所以基本上是我自己负责。来到华融以后,面对这么一个机构,怎么办?前无古人,国际上没有成功的经验,都是到期关闭。国内实践当中,法律也是这样规定的。当时给我一个感觉,中国华融在发展的十字路口,它在夹缝中求生存,在迷茫中谋转型,在困难中促发展。但是既然来了,既来之则安之,则干之。我这个人是不服输的,我说既然来了,交给我了,那就干好。我希望用自己的能力,用自己的工作方式,让华融有所变化。当时很多人知道我,因为我在银监会干得不错,是办公厅主任,对于我到华融来,大家很不理解。华融是个小公司嘛,他们说你怎么跑到三流小公司来了?第二个,你来了,要么你改变华融,要么华融改变你。
秦 朔
怕你被华融同化掉?
赖小民
对,因为华融是十多年的国企,难免有一些这样的思想。后来我说一定是我改变华融。我这个人做事,比较自信。
来源企业管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