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课语录 | 陈韬文：为什么传播研究需要比较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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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在复旦大学“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课堂上，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介绍了比较传播研究的相关成果，并就新技术条件下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转移问题予以探讨。

陈韬文教授以“比较传播的视角：实践与反思”为题，从比较传播兴起的原因出发，结合相关案例，说明何为比较传播的研究观。他授指出，现今传播理论的发展基本以欧美为参照系，对第三世界国家关注不够，应当力求传播理论的非西方化和国际化。20世纪80年代Edelstein、Gurevitch、Blumler等人呼吁多做比较研究传播研究，但是一直是呼声大于实践。

近十年比较传播研究出现新拐点，例如相关的阅读书目被列入大学课堂、大型研究的出现等现象。是哪些因素导致了比较传播研究的兴起？首先，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地方与地方相连，彼此渗透，改变了研究对象；其次，传播系统变得有效，覆盖面更大，互动性提高；再次，研究者群体的网络化；第四，研究文化的趋同。

不同国家对于美的标准是否相同？不同国家的记者怎样报道香港回归这一事件？公营广播和私营广播的新闻报道有无差异？大数据的兴起使得比较研究中的方法有何变动？陈韬文教授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指出，做研究应该有比较传播的研究观：

1）要将某种现象看成条件性的产物，条件改变，模式、规律都有可能改变；2）东西南北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内部，而且存在于外部，东西南北的比较都可以纳入比较视野中；

3）比较可以分成正式的或者潜在的比较。至少思考的时候从比较的角度思考，进行思想上的实验，问社会背景改变的时候，研究对象、探究的概念能否站得住脚；

4）比较研究中，每一个单位应该看成平等的；

5）比较研究的视角能使研究者对现象更有洞察力和更细致的了解。

在第二讲中，陈韬文教授以“传播学范式的转移？对数字化和全球化影响的反省”为题，从范式为何会发生转变这一问题为出发点，探讨了数字化和全球化对于传播过程的影响，从传播过程、权力关系、是否有新问题的出现三个层面，结合相关案例，界定当下传播理论的范式究竟有无改变。

“范式”主要是一种世界观，是一套公认的模式，它规定着研究者应该研究何种问题，怎样去研究问题。不同理论的相互竞争、科学中的求新观、传播过程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带来范式的转移。

数字化对传播学范式的转移产生了如下影响：媒介融合、数码设备的移动性、大容量、互动性等特征，模糊了不同媒介形态的边界；全球化对传播范式的转移产生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点：1）社会领域相互依存度上升；2）时间和空间压缩；3）非领土化的全球通信网络带来的互联性；4）区域中心的崛起；5）全球化和地方化之间的高度紧张。

陈韬文教授从三个层面分析了传播研究范式是否发生了变革。首先，就传播过程而言，新媒体的出现改变了元素与元素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对元素本身的改变，传播者、受众、反馈都存在，只是关系和之前不一样了；其次，权力关系方面，社会类属下的具体关系确实有变化，权力比以前松动，但是基础性的生产关系并未改变；第三，新环境下有无根本性的新问题。当前常规科学（normal science）和范式的转移并置，传播研究的变化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改变，我们对传播范式变革需要有更多的学术关注。

教授语录

“出发点相同才有合作的基础。”

“比较传播研究中，必须要求概念上的对等。”

“研究对象从学理上来说是平等的，不应该以研究对象某一方面的重要性，补偿或者代替研究的重要性。”

“一些人想要找一个中国独有的概念，例如面子（face）、人情（renqing）、关系（guanxi），追求中国传播理论。我感觉还不是，在别的地方还有类似的概念，如中国人讲面子，外国人讲荣誉（honor）。将非常中国的东西，找出普遍性，通过对比，产生的概念，更有实用性。”

“信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我们希望看到传播范式的改变，也需要重新审视与大众传播理论相关概念是否适用，包括功能学派，批判学派。”

“数码化与全球化还在发生也没有到尽头，我们传播理论的社会研究背景已经改变，参照系已经变成数码化和全球化以后的社会环境。”

“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理想国就出现，传播过程中的元素还是在的，但是传播过程中元素与元素的关系改变了。”

（文/张丽华图/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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