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王收音机创始人：我是曾德钧，60岁依然奔跑在创业路上

猫王收音机创始人：我是曾德钧，60岁依然奔跑在创业路上

你可能没听说过曾德钧，但提到“猫王收音机”，你多半会发出一声恍然大悟的“哦~”。

曾德钧，猫王收音机创始人、深圳市云动创想科技有限公司CEO。作为国内Hi-Fi音响及收音机制造界的大神，业内尊称他为“中国胆机之父”。然而问起这个名号，他会调侃说，我女儿叫“胆机”。

曾德钧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他一生的经历与时代紧密相连，他做过知青，从过军，又走出体制下海创业，现在他带领团队紧跟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步伐，几十年如一日地适应着时代变化。

同时代的无数青年被滚滚时代大潮裹挟，无暇考虑自我道路，但纵观曾德钧的人生轨迹，他似乎总能保持清醒的认知，明确规划人生，怎么做到？

做音响行业几十年，在移动互联网崛起的背景下，不少传统产业每况愈下，他却以60岁的年龄拥抱变化，带领企业走上新的高峰，怎么做到？

曾德钧做客本期《超级脱口》，向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本文由财视传媒根据曾德钧口述整理。）

▎童年的收音机情结

我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是1964年我七岁那年，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整个社会经济还没有恢复，我根本不知道收音机是何物。

我当时参加拥军优属活动到一个老红军家打扫卫生，进到客厅发现桌子上面有一个方盒子在说话，我感到无比惊讶，这是什么东西？开始我以为是有人躲在里面说话，就凑过去找，后来这家主人告诉这是收音机。

当时“收音机”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陌生又惊讶，就像见到外星人一样。

收音机当时非常稀少，我们那里是革命老区，只有部分跟着贺龙出去干革命的老红军家里有。这台收音机的型号和外观我至今记忆犹新，它是南京熊猫无线电厂生产的熊猫601电子款收音机。

那之后，“收音机”这三个字，就在我脑海里扎下了根，我非常想拥有一台收音机，但那又是不可能的，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

正当我绝望的时候，发现高年级的同学在那捣鼓一些东西，几次追问下他们很不耐烦地告诉我，这是收音机。我继续不耻下问，拍这个高年级同学的马屁，他终于告诉我这叫矿石收音机。

矿石收音机就是用几个元件组装，一个线圈、一个可变电容、一个矿石和一个高阻耳机。

他说这几个元件大概几块钱，当时家里每天会给我一两分钱，我攒几个月就赶紧跑到县上的五交化公司买下一个元器件，过了大半年终于把这四个元器件买齐了，用几个破板子一钉，做了一个勉强能用的矿石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在学校和家里收不到信号，我就利用周末爬到半山腰上拉一根天线，再在地上埋一根地线，慢慢调整，勉勉强强可以收到湖南省的省台。即便是那么微弱的声音，我听到以后也非常激动。

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台收音机，哪怕它不怎么实用，但它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后来我就开始每年组装一台收音机，加上电池，加上晶体管，基本上到四个晶体管的时候，家里就能正常收到好几个台，但是非常不稳定。

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家庭条件改善，1971年我读初中一年级，暑假和姐姐出去勤工俭学，挣了90多块钱——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两个月的工资。这笔钱交了学杂费之后剩下的就买了一台收音机——凯歌455D，这台收音机有三个波段，我们接收的信号就多了，除了湖南省台、外地台、中央台，还能收到台湾的一些台，还包括美国之音，甚至还能收当时的苏联台，那段时间我们跟苏联是敌对的，那时候就叫敌台。

我人生中买的第一台收音机，音质又好又洪亮，让我就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知识。我通过收音机了解到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氢弹爆炸，导弹、人造卫星的发射，这样就让我有了一个与别人不同的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

那时候我和同学们聊起天来，他们都叫我叫做“谈匠”，夸夸其谈的“谈”，因为我说的东西大家都不知道也不懂，我被他们认为是天上知道一半地上全知的一个所谓“神人”。

有了这么一个绰号不重要，更关键的还是我确实比别人学到更多知识，因为知识会改变命运，知识也能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大的理想和憧憬。

▎决定命运的选择

通过收音机了解了未来，我就想我一定要搞这些国防尖端科技，那时候没有高科技这个词，那会儿就是讲国防尖端科技，还有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四个现代化。

那时候我们这些从文革过来的人，大家都是叫“不学无术”，我自己却有个愿望，就是一定要从事和科技相关的东西。

所以别人都不读书，不做作业的时候，我会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做作业。我在班上并不算最聪明的，但至少数理化成绩我是最好的。

但在那个时代，高中毕业以后没有别的选择，就是去农村插队。

1974年，我插在农村，那会宣传都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也就比较相信。

所以在去农村之前，我买了很多书，什么《农村小水电》、《农村沼气》、《农村有线广播》等等，就心想着我到了农村以后要用我的知识去改变农村。

比较有意思的是，后来我翻照片发现，我在初中也好，高中也好，基本上都是个子最矮、年龄最小、最不合群的。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身高才一米五三，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个子，居然还幻想着改天换地。但是我当时想的就是，有梦想就是动力。

农村插队期间，我自学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的电子系教材，又种试验田，搞农村有线广播。

那会也赶上一个机会，国家要求农村广播要普及，家家户户通广播，我就带着各个生产队的广播员去通高音喇叭。我表现不错，一年能挣两千多分，那时候一天也就7工分，一年要出300个工以上才能挣两千分。

我们县广播局的一个局长就想把我提前从农村招为城市户口，让我到另外一个公司去当广播员。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特别高兴，我高兴的不是能提前离开农村，那时候规定最少两年才能离开。我高兴的是能去做我喜欢的工作，真是兴奋得睡不着觉。

我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告诉我妈妈这个消息，以为她也会很高兴，甚至夸奖我说这个儿子真能干。结果我非常失望，不但没得到夸奖，我妈妈一句话告诉我，你不能去。

我本来非常高兴的心情一下就降到冰点，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我去，跟我妈又哭又闹，但我妈说就是不能去。

她说，孩子，我理解你，我特别知道你的长处和短处，在我们这个小县城你说要去这个地方，别人都是求之不得，但是对你来说是不合适的，因为你要有出息，你必须离开这个小县城。

当时的我不太理解，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我只能听我妈的话。

现在看来，如果我当时要坚持去做广播员的话，我的人生应该不会比现在更精彩，我的同学没有像我这样去读过研究生的，也没有像我这样去做过大学老师的，我可能就是永远生活在那个小县城了，也娶不到那么一个既漂亮又贤惠又能干的媳妇了。

▲曾德钧总是随身背着这个大得夸张的包，迈着大步快走。据他说，包中往往装有好几台收音机。图片来源：钛媒体。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一年后，我应征入伍，我当时以为二炮是研究导弹和计算机的高科技部队，就去了二炮。

1976年3月，我们坐上闷罐子火车一路摇摇晃晃南下，从湖南长沙到江西景德镇，又在雨里走了5天。接受新兵训练时我才知道，我们不是来操作导弹和计算机的，而是给导弹打坑道的战略团。

知道这么一个信息以后，我心里面真是凉透了。心想刚刚离开了农村，到这边来又要拿起钢钎和大锤去打坑道。这个时候好像希望已经没有了，就盘算，算了吧，那就两年以后再回去呗，梦想再重新开始呗。

没想到机会总是送给有准备的人。

我们背包走了5天，我那时候长了点个儿——一米五八。我包里因为装了外用表、钳子、起子、电烙铁、收音机的电路图、维修书籍这些东西，比别人的重五六斤。这样跋涉100公里不是小事情，我走路就一瘸一拐的。

走了这么几天，我个子比别人小，东西比别人重，走路还一歪一歪，那时新兵的一个顺风车就叫我了，我坚持不上，就在下面走，这样就给我们领导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新兵训练的第三个礼拜天，我们几个战友一起到公社买东西，碰到了新兵团长，我们赶快敬礼说，首长好。团长一看是我们，就说小鬼走到我那去坐一坐。

团长也是租的农民房子，我就看到他桌子上摆了一台收音机，条件反射把它拿起来，还没拿稳团长就说小鬼不要动，这个收音机是坏的。我的战友马上就说曾德钧会修。

团长就用一个怀疑的眼光问我“你会修吗”，我说“可能会吧”，后来当时没有马上修成，我回去路上还心心念念的。没想到回去以后发现我们连长、排长、班长都在那，告诉我，团长把你调到他身边做公务员了，因为我之前轻伤不下火线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在团长身边待了两个月，分新兵的时候我就把我心里的想法给团长说了，成功地分配去了电台，搞无线电通讯。

随后曾德钧被部队派出去学习报务，时代的车轮继续向前，1976年文革结束，第二年恢复高考，无数人重新拿起书本走进考场，知识和技术重新被尊重。

1978年4月1号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领导人号召全国人民向科技进军，曾德钧在二炮的科学技术大会被评选为优秀技术革新人手，获得了去北京读大学的机会。

1984年，曾德钧被分配到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现为火箭军工程大学）教书，利用那段时间，他不仅学了本科生课程，还选修研究生课程，比别人多学了20门课。

▎复员创业差点血本无归

1992年3月份邓小平南巡过后，4月份我就代表我们单位踏上了往南方深圳的征程，开始了创业。

我在深圳接连着踩了三次坑，有次公司都被人搬跑了，第四次有经验了就比较成功，成了当时国内Hi-Fi音响第一品牌。

但是到了1998年，国家出台政策不准部队经商，我们公司成了军办企业，我就又回去教书了。

这次回去以后，我感觉到教书已经不是我的理想了，我想的都是怎样把音响这个事业做好。

想到未来还要走这条路，2000年我就去西安交大读了两年工商管理，然后就要离开部队。

离开部队的时候我有四种选择，当时我有30年军龄加上正团级，第一种选择我可以退休，进入养老阶段，当时我45岁，觉得这不是我的选择；第二就是转业，部队分配工作，我又不想分配工作；第三可以选择自由职业，干自己喜欢的事情，部队每个月还给你发点生活费；第四就是复员，跟部队彻底断绝关系，拿一笔钱走人。

一般人都会选择前三种，我选择第四种。

因为办复员的话，我能拿到的钱比选其他的拿到的钱要多，退休基本上拿不到钱，转业可能拿个10万左右，自由职业能拿到20万左右，复员能拿到将近40万，我拿到这笔钱可以出来创业。

后来我用20万在深圳办公司，20万买房。现在来看这个决策无比正确，因为我20万买的房子，现在值将近两千万了，20万办的公司，还算幸运，现在好像也比较值钱。

实际上这20万办公司，差点是血本无归。从2008年一直到2014年，说实话真的就是我人生最黑暗的几年，那会整个公司不但养活不了我自己，而且养活大家也都很困难。

我只好出去到别的公司做高管，然后反哺回来。到2013年的时候我发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我到外面挣钱反哺公司，只能让公司苟延残喘，但是不能发展。

所以我还是决定把外面所有职务都辞掉，回到公司。

当然我想还是，命运不会亏待我们这样真正用心做事的人。到了2014年底，我们整个公司就繁盛了，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猫王小王子系列。图片来源：一条。

▎三次众筹后彻底触网

现在我们对移动互联网时代适应得还不错，改变还是取决于心态，你是不是一个开放、包容、学习的心态，这点很重要。

我是个好学习的人，性格也比较随和，而且我这些年有意识地在进行改变，之前的一些挫折让我觉得不能封闭。

我以前是个很固执的人，后来慢慢年龄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开放。因为我觉得未来不是我们的，未来是年轻人的，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的规律，可能在经验上面我们丰富有余，但在封闭保守上面我们是有过之而无不极，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我们远远不及年轻人。

意识转变以后，毫无疑问你就会遇到机会，遇到了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2013年5月，一次互联网音频研讨会上有人找到我帮忙做众筹，当时我说众筹是什么呀，我不懂众筹。但我们还是提供了音响产品，然后写一套说明，拍一些图片，做一个视频，标好价格，最后就把这个项目做下来了。有了那次体验后，我知道了什么叫众筹。

那次众筹我还赔了钱，但是从探索角度来说，我是不太在意的。我知道了众筹，还挺好玩的。

那之后又帮朋友做了黑胶唱机的众筹，当时眼看要失败了，定价2888元太高，好在最后我们坚持，哪怕赔钱也把这个事做了。结果没想到，这当时成为了一个爆品，300台都不够卖，最后还赚了一点，跟之前实现了盈亏平衡。

两个众筹以后，我对众筹印象就比较深了，但我都是配合别人做的，不是发起人，我就想做一次我来发起，众筹我的产品。第三个众筹也做得很成功。

如果说第一个众筹让我站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大门口，第二个众筹就让我踏进去一只脚，第三个众筹就让我第二只脚也迈进去。三次众筹让我对整个互联网的营销有了新的体会和理解，基本上把我的脑袋重新洗了一遍。

所谓的这种互联网众筹营销模式和传统模式完全不一样，在产品的故事、传播思路、受众人群上面都发生了变化。

结果我做众筹这个事，被一个朋友告诉了刘强东，刘强东就在2015年1月17号的京东内部大会上面提到了我们的众筹。

第二天1月18号是极客公园的年度创新大会，我在现场，刘强东在台上演讲时又点名提起我和猫王收音机，他误以为我们是在京东众筹上做的，下面的人听到，反而促成了我们和京东众筹真的合作，当年3.18活动京东就上了猫王2的众筹。

然后突然间关注的人就越来越多。火起来后，我们也自己总结过，一方面是产品经过时间打磨，有品质保障，第二就是我们踩到了风口。

风口有五点，第一就是双创大环境；第二点是刘强东的乌龙；第三、京东众筹当时势头很猛，他们需要一个样本；第四点我们主打匠人匠心，锤子手机出来后，这个概念还挺火；第五、我们利用了当时微信群和微信红包的高速增长，在微信群里面发我们的公众号，当时100多个微信群，我一个半月发了六万块钱红包，人们都在转发，整个朋友圈全刷屏了。

现在看来我们发展得还不错，虽然前面经历了一段黑暗，但我没有想过放弃。现在我60岁了，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像一根弹簧一样有使不完的劲。

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而是一种文化。像爵士音乐刚开始不就是几个黑人做起来的，但是如果说只是小众的爵士音乐，就不可能变成文化，也就不能被传播开来，我们现在就享受不到这种美。我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能有更多的人去使用它、尊重它、享受它。因为一个产品的生命是有限的，只有把一个产品变成一个文化才能够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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