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往事
北京电影学院“78班”摄影专业的巨幅毕业照悬挂在院长张学军办公室的正墙上。白底黑字的“北京电影学院”木刻牌子被高高挂起,所有的面孔都青春飞扬。
阳光洒在墙上,浮现出斑驳影像:张艺谋、侯咏、吕乐……照片上的人都还年轻,最年长的张艺谋当时也不过三十。“顾长卫和赵非得奥斯卡提名最多。”张会军如今是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他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毕业生。
艺术院校全面恢复高考是1978年,比全国其他类高校晚了一年,那一年考上艺术院校的青年,日后成为改写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第五代”电影人、音乐人的中坚力量。
越考越踏实
1978年,22岁的张会军已经在社会上“晃荡”了很长时间,插过队、当过兵、又在北京的一所中专学校教了4年书,教过的科目林林总总,“数学、语文、美术,连体育也教过。”
因为觉得没有学历,在学校里呆不下去,他的出路只有考大学。
当时有11000名考生报考了电影学院,“这个数目和今天报考电影学院的人数没法相比。”张会军说,考生报名之前,都掂量过自己的水平,具不具备这个条件,很多人当时都不敢考。“不像现在很多人,一说喜欢就义无反顾,不顾自己的实际条件就来了。”
张会军对当年的考试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候考的那地方,有几个人就在那儿说‘巴赞’、‘爱森斯坦’、‘长镜头’、‘蒙太奇’。说得我们都吓傻了,在心里嘀咕自己是不是不该来考。还有一些人拿着自己画的素描,大卫啊,海盗啊,就更被吓傻了。那些都是我们没见过的石膏像。我们当时画的都是头上系白毛巾的农民,连老头、小孩都没画过。”
进入考场,并没考“蒙太奇”、“长镜头”,一试、二试过后,张会军越来越踏实了,先前在门口“甩词儿”的那几位一波一波走了,被淘汰了。“当初考得很实在,就看你对生活的感悟,一些文学、艺术领域的基本常识,那些名词都派不上用场。”
张会军记得,进入考场,摄影系的考场里坐了一屋子老师,“看着很可怕”。后来知道当时考他们的人全是像老院长沈嵩声那样年富力强的业务骨干,“当时我一看老师腿肚子全跑前面了。”但老师开口发问,张会军就放松下来,问题无非是些“你读过什么书”、“看过什么电影,喜欢这部电影的什么”、“这张画你知道吗,这个作者的情况你能说一点吗?关于这个国家的绘画流派你能说点什么吗”、“你生活当中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师并不是问,‘你看没看过什么书?看没看过什么电影?’不是盛气凌人、装腔作势的压迫着你发问。”那种对常识性知识的提问和对谈式的平等交流,让张会军觉得很放松。
那时候张会军住在宣武门,每天骑着一辆‘28’款的男车到位于朱辛庄的老电影学院考试,“一个书包左肩右斜,拿个瓶子装水,带着干粮挺高兴,坐在那棵树下面,挺好,没有觉得苦啊什么的。”
考完电影学院,心里没底,张会军又去考复旦和人大的新闻专业,高考完了每天在家昏睡。
顾长卫长了摄影系的志气
1978年6月,发布榜单,一万多名考生,157人幸运地走进了电影学院,成为‘文革’后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学生。张会军是其中之一。
摄影班里,张艺谋年龄最大,考试的时候,张艺谋超龄,摄影系考生不准超过22岁,张艺谋26岁。“当初他是咸阳棉纺八厂的职工,很执著。他照片拍得好,画画也很好,给当时的文化部长黄镇写信,黄镇特批了。”张会军回忆,念书时的张艺谋很低调,不大说话,“他压力很大”,张会军说,当时“78班”的人对张艺谋很尊重,因为他业务太好了。做作业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出来他摄影、绘画的功底,包括他的人生经历,“我们俩头对头睡了四年”。
“顾长卫是一个外表很平静但内心很澎湃的一个人。他说话腼腆,画的画非常大气。你讨论什么问题,顾长卫都在旁边听着,到最后他都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声音不高,但看法独到。他的行大于言,张艺谋的第一部片子,摄影谁也不找,就找顾长卫,可见张艺谋对顾长卫的了解和信任。最后《红高粱》得了金熊奖。”
“当初我们追着表演系漂亮女生拍照,人家也不怎么搭理我们。但顾长卫长了我们摄影系的志气,找了表演系最漂亮的女生蒋雯丽。”张会军说。
1982年7月,“78班”毕业,大部分分配到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张会军留在了北京电影学院。张会军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也常感叹——考大学是改变人生命运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当年的高考,这拨人不知道现在在哪儿,中国的电影史可能又是另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