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古登塔格：否认和忽视比屠杀更悲剧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导演新片《南京》本周六中国公映，导演比尔表示要拍摄这部纪录片不仅因为悲剧本身，更主要是因为人们忽视这段历史。

　　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会配合

　　新京报：《南京》这部纪录片是美国在线董事局副主席在看过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之后找你来拍摄的，之前你对这段历史了解吗？

　　比尔：美国人可以受到很好的教育，但却不一定知道这个历史事件。我在上学的时候知道一些，但主要还是通过张纯如的这本书。这也是我要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原因，南京大屠杀这个悲剧不只是悲剧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不知道这个悲剧，或者人们知道但是否认、忽视这个悲剧。书中写到“被遗忘的大屠杀”，这两个词（屠杀和遗忘）永远都不该出现在同一个句子中。

　　新京报：片中很多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开，这些资料你是如何得到的？

　　比尔：我们有大约150人在做调研工作，走访了中国内地、台湾地区、日本、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采访了80多个大屠杀幸存者、日本士兵。其实，这些资料都不是秘密，比如片中提到的约翰·马基（美国牧师，当时任南京红十字会主席）用微型摄像机拍摄了40分钟的影像资料。当年马基回到德国后，曾把这段录像送给政府，希望引起重视。但是政府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很多人也只是对录像的内容表示震惊，然后就过去了。现在这段录像在全世界各地有很多不同的拷贝，我们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拿到的这个拷贝是质量最好的。还有一些资料来自明妮·沃特林（美国传教士，1937年8月到1940年4月，每天写日记记录南京发生的事情，定期邮寄给美国好友）留下的一千多封信件。美国的大学里也有很多资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就从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找到了很多资料。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所有资料，有一些是从日本付费获得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受访者都会配合我们。

　　新京报：《南京》跟你之前的几部纪录片相比，整个筹备过程是否更加困难？

　　比尔：没错。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很多，我用8个月的时间才看完了这些影像资料，还要从很多的采访中做艰难的取舍，因为大部分采访都要两三个小时，但是影片里却只用几分钟。而且，为了保证《南京》里所有的资料都是正确的，我们做了大量的考证工作。

　　我们每获得一份资料都会把它送给各国的专家，如果有专家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就会弃之不用，这很可惜，我也很遗憾。

　　我会努力让影片在日本上映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好莱坞明星第一人称出演？是为了使故事看上去更有公信力吗？

　　比尔：一方面是为了公信力，因为如果有西方人在片中，西方人就比较能理解这个故事，也比较能够相信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西方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跟片中的日本士兵、中国的幸存者一样，都是故事的一部分。

　　新京报：《南京》里西方人是一种“救世主”的姿态，而中国人是被拯救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中国人看过之后的感受？

　　比尔：我只是在讲故事，而这些都是故事的一部分。这部纪录片要面对很多西方观众，从这个角度来拍摄，他们比较容易理解。西方人就是故事的一部分，这是不可否认的。其实讲述这个故事有很多不同的角度，我选择了这个角度，也许其他人会选择其他的角度，其他没有西方人的角度。拉贝（德国人，南京大屠杀期间与其他西方人士设立安全区收留难民，写下《拉贝日记》，回到德国后在西方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是纳粹党人，但是他在中国救了很多人，我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他做了，这就是历史。

　　新京报：如何比较南京大屠杀和德国纳粹行为？

　　比尔：共同点是它们都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残酷事件。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事件背后的现象。德国人和日本人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德国人承认了他们当年的那些残酷的作为，并在学校里教授这段历史，他们对过去保持着开放的态度。而日本却拒不承认这段历史，也从不在学校里教。

　　新京报：据说整个剧组受到了来自日本的很大的压力，这部影片是否会在日本上映？

　　比尔：我们受到了来自日本右翼势力的批判、威胁，大多是来自报纸、网站的。片中有一个日本演员，他只在剧组工作一天后博客上就收到了一千多封回复，有侮辱、威胁他甚至他的家庭的，说他是日本的叛徒。

　　而我为这部纪录片工作了两年，威胁应该是冲着我来的。这部纪录片从筹备之初就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也面临着无数的难以预测的困难，不过它还是完成了。就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希望这部纪录片能在日本上映的，但是现在遭到日本民间的反对，是否能上映我也控制不了，不过我会继续努力。

　　■记者手记

　　美国在线董事局副主席泰德·雷恩希斯无意中看到张纯如著作的《南京大屠杀》，扉页上的那句“为什么美国对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知之甚少”令他非常触动，立刻决定自掏200万美元拍摄这部纪录片《南京》，而导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比尔·古登塔格和丹·斯塔曼联和执导。

　　比尔·古登塔格曾五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其中《你不必去死》（1988年）和《世贸双塔》（2003年）都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纪录片《南京》从开拍伊始就受到来自日本民间的很多压力，但是比尔说，南京大屠杀最大的悲剧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人们不知道这个悲剧，甚至否认、忽视这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