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落幕 王兵二度夺取大奖

　　10月10日，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颁奖，王兵纪录右派和凤鸣的口述史《和凤鸣》获国际竞赛单元最高奖罗伯特·弗兰西斯·弗拉哈迪奖；冯艳讲述三峡移民张秉爱的《秉爱》，获得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这是中国纪录片连续三次在山形电影节上获得大奖。同时入围的还有黄文海的《梦游》、胡新宇的《姐姐》。

　　2003年第8届山形电影节也有两个中国作品获大奖，分别是王兵的《铁西区》和沙青的《在一起的时光》。对王兵来说，已经是第二次得到这个弗拉哈迪奖了，这在山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还有一个奇迹是：山形已经连续三次把国际竞赛的大奖给了中国作品，除了王兵的两次获奖，2005年，得国际单元大奖的是李一凡、鄢雨的《淹没》，它以宏阔的视野展现三峡工程中古老县城奉节被彻底拆毁和清空的过程。

　　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始于1989年，每两年一次，由已故的小川绅介发起创办。（小川绅介是日本著名纪录片导演，1964年开始独立制片，1967年开始对“三里冢”这个地区进行长达11年的记录拍摄。1989年，小川在山形市政机构帮助下，创办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这也是亚洲目前惟一的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山形的创办大致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出现和发展在同一时期，从那时起将近20年来对中国作品持续的关注，使它成为了一种成长的见证。第一部参加这个电影节的中国作品是1991年吴文光的《流浪北京》，那时中国独立电影刚开始萌生。此后每一届山形都有中国作品参加，如果把所有参加过山形电影节的中国作品列一个片单，它们构成了一个虽然不能说全面但是完整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发展史。除了吴文光，蒋樾、段锦川、张元、李红……1990年代末，中国更年轻一代独立纪录片作者的登场，给中国独立纪录片带来的新鲜气息，也最先通过山形表达和传递出来。

　　1999年的山形，进入亚洲新浪潮的三部作品都是DV制作：吴文光的《江湖》，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杨天乙的《老头》，最终后两部获得了这个单元的优秀奖，这对当时国内方兴未艾的DV纪录片制作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这些作品的传播，一些民间观影社团在酒吧、学校组织放映活动。想拍片的青年也受到激励，觉得纪录片制作的门槛还是挺低的，杜海滨曾说过自己的《铁路沿线》，没想到“这么粗糙的作品也能入选、得奖，觉得还是挺受鼓励的”，他和朱传明是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铁路沿线》进了2001年的山形，同时入选的还有王芬的家庭录像作品《不快乐的不止一个》。

　　之后就是2003年，王兵的《铁西区》作为中国作品第一次进入国际竞赛，沙青的《在一起的时光》获得小川绅介奖。

　　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成绩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可能出于任何一种个人趣味，因为电影节每届更替的评委们不会恰好一致偏好中国作品；批评这些作品把中国阴暗面的东西展示给外国人看以取悦他们的阴谋论，更不值一驳。相反，这些作品一定是让人发现了某些对于纪录片来说永远值得珍视和肯定的价值，也传达出一种可以直接被感受到的力量——对中国独立纪录片而言，这种力量还正在不可抑制地释放出来。

　　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在阻力，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和成长不会轻易停止。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们也应当认识到，这意味着一种重大的责任。当年的小川先生和他的同伴，在日本战后的社会现实中，经历过扛着摄影机战斗的年代，然后扎根农村，继续用纪录片进行他们改造社会的行动。80年代末他们左派理想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失败之后，小川开始把眼光转向整个亚洲，通过电影节的方式推动每一个地域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来表达自己——他那时承担了对整个亚洲纪录片的责任。

　　19年后的今天，日本的社会状况又有所改变，山形作为亚洲最重要的纪录片电影节，也面临前途未卜的局面。直接的问题是经济上的：之前一直是山形市政府为电影节提供80％的财政预算，但2005年后，政府就不愿再直接给电影节经济支持。从今年开始，山形电影节已变成一个非盈利性民间组织(NPO)。它之后如何获得资金运作，还很不明了。日本纪录片的辉煌年代（取决于纪录片这种形式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效用），也许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往；亚洲纪录片的中心，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发生。因此这是一种时代性的责任。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们，惟有对此有清醒地认知，才可能接受他们的命运，并在这时代里找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