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
去年10月,麦家的《暗算》获得中国内地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随后麦家创作了《风声》,先发表在《人民文学》,后又被华谊拍成电影《风声》。电影在国庆前正式上映,成为了国庆档期唯一可以和《建国大业》在票房上一较高低的影片 ,“原著应该会更精彩”,这是不少影迷看完《风声》后的想法,电影让麦家的地位又提了一档。谈起为何要创作《风声》以及小说与电影的风格有何不同,在记者的电话采访中,麦家娓娓道来。
人生在世何尝不是受刑
记者:当初为何华谊要买你的这部小说?
麦家:当时《人民文学》首次全篇刊载了我的长篇小说,有40多家公司想和我洽谈电视剧和电影。华谊兄弟是后来才找到我的,刚开始是王忠军给我打的电话,他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把我给说动了,然后我就开始和华谊兄弟接触。最早接触的是国富和王忠磊,他们对电影的理解和走向我非常赞赏,所以我就打算和这边合作。
记者:《风声》中的人物是确有其人还是凭空想象?
麦家:背景是真实的,在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特工遍布,特工的生活空间和工作任务就特别多,中国谍战最多的年代是1939年-1943年,还有一个就是上世纪20年代。那个时候的暗杀活动、破坏活动特别多,至于人物全是虚构的,但很有代表性。
记者:有报道说,你看完电影后都哭了?是被电影感动的吗?
麦家:这是以讹传讹,我是不会哭的,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用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我写小说《风声》,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志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坦然、平安地度过一生,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东西陪伴你,让你变得坚强,去挑战,去赢得。
记者:小说和电影虽然主题有所延续,但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电影突出放大了很多东西,比如刑具,让很多女观众受不了,您觉得这是必需的吗?觉得影片是否需要限制级?
麦家:我不觉得这是必需的,但现在这样做也有它的寓意。至于电影分级,很多国家都已经实行,我想中国也是迟早的事。中国电影现在步入了最好的年代,以后的五到十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超过韩国是必然的。
有些改动是必须的
不接受也得接受,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
记者:电影对小说的改动很大,从一个原作者的角度,你能够接受吗?对于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个改变让最后的高潮显得有些突然。而与原小说中李宁玉的形象比较一致,而且结局更具开放性。《达·芬奇密码》拍成电影,就没有做那么多改编,很多悬疑电影也不会做那么大的改动。
麦家:应该说,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但具体到《风声》这部电影来说,我倒觉得有些改动是必须的。小说《风声》有两条情节链:一条是谁是“老鬼”;第二,“老鬼”在密室中如何把救命的情报传出去。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这两个关键情节拐点和最后的谜底做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就是失败。我对电影《风声》之所以满意,就因为它成功地改编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它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当然不背叛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小说的故事和逻辑性一点也不比现在的电影差。我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而且我也不会把电影看作我的孩子。小说才是我的孩子,电影是大家的孩子,既然是大家的,大家都要互相体谅。
记者:一个很俗的问题,给电影打多少分?
麦家:上海试映,观众打了94分,北京专家看片会,打了90分,我就权当做个专家吧。
记者:在当代作家中您算是个另类,因为多数作家走的路线都是偏文艺的或者写实类、生活类的,更专注于故事和技巧,不过茅盾文学奖给您“正了名”。
麦家:我不需要谁来给我“正名”,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些所谓“文艺小说”我也会写,事实上我在写《解密》之前写的都是这类小说,写了近十年呢,但大家可能连一个字都没读过。这就是我重新考虑小说走向的前提,穷则思变嘛。至于故事和叙述技巧,我认为这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连故事都不会编你当什么小说家?不过现在中国确实有大批这样的小说家,不会编故事还瞧不起故事。这是很荒唐的,就像歌手不识乐谱会哼两首流行曲子,或者吊两个高音就是大师了。其实故事不是那么好编的,你要真能编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好莱坞马上几百万美金收购了。我记得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的书名就叫《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博尔赫斯也感叹:希区柯克真会折腾故事,还有蒲松龄开免费茶馆就是为了听故事。
记者:你搭上(或者是引领)了“谍战戏”的影视潮。不过,现在的谍战戏太多了,质量参差不齐,您平时看不看?应该有很多影视公司找您写或者编这类的影视剧吧?
麦家: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找我写剧本的公司多得很,如果要接活的话,一年挣个千把万应该没问题吧。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我不稀罕,我还是想当个小说家,争取一辈子写一部好小说。
一直看好冯小刚
《风声》要赶超《建国大业》是困难的,后者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
记者:有报道说,冯小刚看中了您的下一部?
麦家:冯小刚对小说《风声》是蛮喜欢的,当初华谊买版权也是冯小刚要求的,后来他因为拍《非诚勿扰》和《唐山大地震》,时间上拖得太长才另作安排,他现在也是《风声》电影的监制,不是挂名的,是干事的。我对冯式电影一直看好,他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有明确的个人风格。所有的艺术风格就是生命,就是价值,现在中国的导演包括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当代”发言,当代题材找不到市场的兴趣点。这方面,最体现了冯小刚的智慧和功力。所以,我也期待与他有一次合作。合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改编我新写的小说,我跟他说过大致故事,他很感兴趣。另一种是改编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很推崇,很有热情去挑战它。
记者:平时看电影喜欢看哪些?《建国大业》看了没有?
麦家:看了,我觉得《建国大业》就是热闹,迷人的热闹。这两部片子定位不一样,没必要去类比,比不了的,各有所求,各有天地。如果单纯比票房,我想《风声》要赶超《建国大业》是困难的,后者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我平时特别爱看欧洲电影、文艺电影,比如安氏(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是我百看不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欣赏趣味和创作是分裂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个“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