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奖最佳影片仍赔钱 张作骥愿承受赔钱压力

　　台湾导演张作骥的亲情成长片《当爱来的时候》（下称《当爱》）在今年的金马奖上获得14项提名，成为最受瞩目的热门影片，最终抱回4尊奖座，包括最具份量的“最佳剧情片”。

　　颁奖礼前，本报记者特意去台北西门町的一家影院观看此片，整个场子观众寥寥，除几个记者外只有三两观众，场面冷清。不少观众留言称“美好”、“感动”，也有不少人认为节奏太慢、故事太乱，“平淡到纠结”。

　　张作骥一人撑着一家独立制片公司，坚持拍着“没有钱，就花时间”的小众影片。他透露，这次《当爱》赔钱恐成定局，而自己对于赔钱的尺度也越来越大。他走的是传统的台湾艺术片导演的路线，就像侯孝贤、蔡明亮。他们用一种精英表达来拍平民生活，却难以吸引普罗大众。但张作骥还在坚持，坚持用新人，坚持拍真东西，坚持“商业是不负责任”的论调。

　　成长背景

　　“大妈”灵感来源于母亲“弓箭式的爱”

　　在《当爱》中，少女来春和男友发生关系后怀孕，没想到的是，这一招不慎，竟然使她走上了与母亲未婚生下她相同的人生道路。原来，母女两人并不原谅对方，可是，慢慢发现，她们正是因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从互不谅解变成了格外疼爱对方……

　　张作骥描述母亲、女性的形象时，很细腻。他在采访中也表示，电影中的“大妈”，就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的。“我母亲19岁跟了我爸爸，从广州撤到台湾来，在船上呆了1个月，那条船只有600个人的容量，却塞了快4000人，船快沉了，又碰到大风雨，我母亲看到旁边人怀孕，生出小孩没有奶水，就把小孩子丢到海里。她经历过这个，她是为了爱情来台湾的。我父亲是军人，父母只有我一个小孩。戒严的时代，你看到一个母亲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她的爱是一种弓箭式的爱，对她来说是，就是这样，会痛的。”

　　在他的印象中，家中大小事物都是由强势的母亲做主。他的母亲是一个十分节俭的妇人，常常酱油拌饭加一个荷包蛋当一餐，就这样省吃俭用买下一栋房子。

　　张作骥是家中的独子，他常为此感到孤单与自卑。因为在那个时代，每个家庭大多有兄弟姐妹。在张导的记忆里，小时候常忤逆母亲，和母亲吵架，父亲就劝他不要让妈妈伤心，不要说没有玩伴，不要抱怨没有办法交朋友，说他实际上面还有两个姐姐，虽然她们很早就去世。当他从淡水新埔工专电子科毕业，当完兵，决心要去考文化大学戏剧系学电影时，父亲只对他说：“你觉得对，就去做。”

　　当年，父亲并未像母亲一样持反对票，反而全力支持他的选择，这是他觉得最意外的事情，也是一辈子最感激父亲的事。后来，从事电影工作后，他还曾向父亲借了一部分退休金，当做拍电影的基金。

　　拍片风格

　　我的戏没有假的，要靠很多牙签去撑

　　张作骥透露说，这部片子中“二妈”的角色，需要纹身来表现一种外来的妖娆的美丽，一定要有真纹身的人拍起来才有感觉。

　　“我的戏没有假的。”从学徒起家、草根性浓厚的张作骥表示，他从未拍过“戴领带”的电影。他认为电影就是要写实，从科幻片到恐怖片，都要写实。可以讲三千年后或外太空的事情，但还是以写实取胜。

　　他坚持从路边找带有纹身的妖娆美丽的女子，找到了再花时间去培训。他也坚持要在戏里表现洗澡、做爱的场景，他觉得这些东西生活中一定存在，不能去回避。所以，影片不可避免会有裸露镜头。

　　张作骥对演员的要求，是一定要肯“脱”，他认为这是一项工作：“做演员本来就是要给别人看，每个人都有‘点’，不会在乎你的‘点’，所以心结要打开。”当然，拍片的时候还是把该贴的地方用胶纸贴上了。“不然怎么办呢？”他开玩笑说：“其实那些人年纪都比我大！”

　　他对真实感的要求绝对夸张。他的经纪人高盟杰在《当爱》中演一个自闭症的青年，该角色在片中画了很多色彩绚烂的画。高盟杰透露，这些画都是他自己画的。“导演把我关在屋子里关了半年，让我画画。后来我都习惯了，没事就拿张纸在那里画。”

　　对于艺术，张作骥的要求确实很高，电影中的音乐非常抢眼，可以说是本片最精彩的部分。遗憾的是，《当爱》没有获得音乐方面的奖，这让他闷闷不乐。“有的电影，平面很大，三根柱子就撑住了，但有些却要靠牙签去撑。我的片子就是要靠很多牙签去撑的，一点一点把它撑起来。”

　　市场前景

　　我能够承受赔钱的压力，而且底线越来越大

　　说到市场的问题，张作骥很无奈。“是的，这个很难，我也要尽力做到赚钱。所以你问我想不想拿最佳影片，我说我是张作骥电影公司的老板，我希望我拿，真的。虽然我一直认为电影不能拿来比赛，电影回馈给你的东西是一辈子都不能抹掉的，看到一部喜欢的电影，我一辈子碰不到那个导演、那个演员，但它一辈子都在我心中。”张导表示，在这行业快20年，最有钱时，没有存下钱；父亲生病时，手头更紧。所以靠很多人帮忙，才努力撑过去。

　　张作骥是独立制片，要自己做制片人的工作。“像李烈（《艋舺》制片人），她很优秀，开始去领导、改造，希望台湾不要一直是唯导演论。台湾新电影一直是导演论，现在就有人出来说，其实我们台湾电影应该是制片人论，就像好莱坞那样，拍大片，观众喜欢的。虽然李烈是我的偶像，他们可以这样做，但我想，我总要有些坚持吧！”

　　他一再强调，做电影是创造自己的语言，而不是跟随别人的创造，“商业市场他们去做吧！”在他眼里，观众是否受到感动，跟预算没有关系，“为什么要去弄那些场面呢？我觉得没有意义啊！”

　　他觉得自己不寂寞，因为全世界都有做独立制片的人。他也希望年轻电影人在想说故事的时候，不要想到商业，因为那是制片人的事。他甚至表示，自己能够承受赔钱的压力，“而且我的底线会越来越大”。“我这部电影已经赔钱，但我后面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一部电影拍得再好看，能让人记住的也就是一两个镜头，我们就在努力做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