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三地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会时,闻讯赶来十几个当红明星,想认识导演。2011年三亚举办的导演年会开幕时,一个明星都没有到。冯小刚发了条微博:“是一百多位导演的面子太薄,还是明星们太现实?”最后,终于看到了王学圻、王志文、李健、尚雯婕等明星的身影。不到一个星期,中国电视导演年会在北京举办,三百多位明星捧场。
导演有话说
有一次听他们说好莱坞拍一个戏,希望桌面上有很多苍蝇在走,而不是飞,他们马上就在显微镜下把苍蝇的翅膀剪掉一部分,它们真的在上面爬来爬去。我们看美国片的街道,那些人走得怎么就那么自然,有人说他们是偷拍的。我说:你疯了,怎么可能偷拍,美国拍电影一天多少钱你知道不知道?那些都是临时演员,副导演有个系统,他挑好临时演员,每个临时演员都知道是自己什么身份,是白领还是蓝领,上什么班,什么配备,当你有电影的工业以后你的水平就在那里。
小投资电影没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实验性就强,怎么培养这一块,法国是做得最好的,法国立法,每一张票11%的税,所有的电视台总营业额的3.5%都要投资电影,买电视机也有电视机的税,这些都用于支持电影。
——侯孝贤
我们的审查尺度要适当放宽,宽到引进的好莱坞大片的题材也让我们做。我们最厉害对手的题材可以碰吗?《2012》是说世界末日,我们能做吗?《阿凡达》是讲反对强拆的,我们能做吗?《暮光之城》是讲真的吸血鬼的,不是发梦骗人的鬼片的,我们能过吗?
——陈嘉上
我这一次是被广告植入给瞄上了,这件事得攻击。比如我这里出现喝酒的戏,这个酒并不是广告商要加的,是王朔写的戏,孙红雷跟葛优两个人喝这个酒,这个酒是很重要的道具,这个时候有酒的赞助商来,你喝什么都是喝,我不能为了这事把这个酒给打上马赛克吧?这种时候有赞助,我说好,第一我会给你特写,第二我不会说到你的酒的名字。你在我的电影里看,并没有。
每个导演都要保持自己的个性,姜文可以保持姜文的个性,只爱艺术不爱钱,我也挺佩服,我觉得姜文可以把这个姿态一直保持到他老,在他的电影里永远不要出现植入广告。
我是典型的不按好莱坞的元素去拍片。只有一次,《夜宴》是按照好莱坞的药方抓药配方,摆了那么多的明星,我觉得观众并不买账。怎么让观众觉得“我为什么要看中国电影”,就因为好莱坞拍不了。
——冯小刚
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如愿地超过了100亿——准确的数字是101.72亿,就在2011年1月12日,第十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召开,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分享胜利的大会。
“大家只看101亿票房的结果,怎么没有人说这是多少投资换来的?”
“101亿票房,只有2.5亿人次来看片。”
……
面对101亿的票房,导演们的忧虑远远多过喜悦。
研讨会的结果,是内地、香港、台湾导演协会发出了一份“让他们看看导演联合起来有力量”的联合宣言:宣言矛头首先指向片酬越来越高的明星;第二指向对电影创作限制过多的电影管理部门;第三指向对电影创作过度干涉的资本,也就是投资人。
呼吁建立电影法并不是新鲜的话题——2002年导演年会就曾提出过,8年过去了电影法也只是一个虚词。
控诉电影管理部门也不是新鲜的话题,紧接着的导演与电影官员座谈会上,有导演要求电影主管部门放开电影分级、放开题材限制,新鲜的是他们也同时要求电影管理部门增加对娱乐、低俗题材的电影审查,增加对明星片酬、明星拍片带众多保姆的管理。
这些愤怒又有些矛盾的要求,来源于2011年3月,因WTO而放开进口大片限制的传言,虽然这都是未经证实的传言,但“好莱坞入侵”的可能性却在2010年底以来成为了中国电影从业人员最大的阴影。
“投资人说了算”愈演愈烈的结果是业余的投资人为了追求最大票房,把明星当成了电影最最重要的环节,明星的片酬最高甚至能占到影片投资的70%,留给电影制作本身的钱捉襟见肘。明星携带的大量助理、保姆也成为了攻击对象。
投资人的思路是:对自己投资的影片进行最大化利益回收;导演的思路是:增加电影制作本身的投资和关注,让中国电影创作可持续发展。
侯孝贤成为年会上一个关键人物,他希望大家不要再陷入循环无解的抱怨,同时提出了一个在现行制度下,最有操作可能的方式:增加监制。两年一次的三地导演会今年已是第11届。20年前的第一届在香港开的时候,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和台湾电影导演协会还没有成立,广电总局派了一个干部正襟危坐地记录,一位“说错话”的导演回北京后因此做了检讨。
与官员的座谈会上,导演们并不客气。“若是两年后再呼吁,狼来了再喊叫维护羊的权益,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一位内地导演说。
导演中心制还是明星中心制
“一部电影如果投资7000万元,明星会拿走5000万,剩下的2000万导演拿走,那就不用拍电影了。”一位导演说着气话。
明星确实拿走了5000万,但导演不能把剩下的2000万拿走,那里面包括了编剧、美工、灯光、摄影、配角演员和所有制作费用,也包括导演的报酬。投资越来越大,都投到明星身上,制作费不增反减。
香港电影导演协会会长陈嘉上对内地电影市场火红下的隐患十分忧虑,这种繁荣让他想到了香港的1990年代。
1980年代是香港电影所谓的黄金年代,那时投资商也是把大部分的钱给了明星。明星片酬疯狂时占到一部电影总投资的70%。还算新导演的陈嘉上给兴冲冲的嘉禾公司老板泼冷水,老板不爱听,觉得不难找到听话的人,导演还在提创作权利,“你走吧。”“我想内地明星的高片酬,可能是从我的《画皮》开始的。”陈嘉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此之前,陈可辛、吴宇森在内地拍的电影,用内地明星给的片酬和香港明星差得多。《画皮》在大陆收到两点五亿的票房,因为考虑到海外票房,就给了大陆明星应得的片酬,“但肯定没有高过三成。”陈嘉上说,也许就是这部电影的票房成功,让投资商看到了明星的价值。
李冰冰、范冰冰只有那么几个,但投资商蜂拥而起。导演会上,一个导演说:“一个大陆一线明星告诉我,同时有17个项目在找她,她能分身出来吗?”
漫天要价有时只是推脱,面对的都是一大堆“没意思”的剧本,钱就成了明星抉择的标准,第二标准是差不多的钱背后的“人情”。“最多的时候,一个明星带六七个助理,每个助理还要住单间。每场戏拍完,监视器跟前围坐一二十个明星的助理在议论,把导演的座位挤没有了。”导演吴天明说起来十分愤怒,他去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探班,一个明星身旁威风凛凛地站了四个穿黑衣戴墨镜的保镖,加上助理,四个明星的“跟班”就有四十个人。吴天明问张艺谋:“你不管吗?”张艺谋说:“我管不了。”
陈嘉上认为电影资金的最佳比例应该是三七或四六,也就是导演、监制、编剧和明星这 四块主创人员的薪酬加起来不能超过总投入的40%。超过了就会危害电影工业的健康成长,就是不可持续的,就等于鳄鱼吃自己的尾巴。
内地原来的“导演中心制”变成了“明星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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