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观音山》导演李玉 静下来把心腾空到零

李玉

 

  3月12日,日本本州岛附近海域发生9.0级强震并引发海啸的第二天,一封发自法国杜维尔的慰问信送到了日本东京电影节主席TomYoda先生手中。慰问信朴素沉痛:“我们的心和那些在这场悲剧中失去亲人的日本家庭在一起,在这个令人心碎的时刻,我们也担心您和您的家庭,以及东京国际电影节的所有员工以及他们的家庭。我们想通过您和东京国际电影节,对日本人民在这场地震带来的灾祸中遭受的损失表示我们的同情和悲伤。”

 

  在慰问函上联名的是中国电影《观音山》剧组的制片人方励、导演李玉和主演陈柏霖。5个月前,他们三人还走在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为倡导“绿色”与“环保”而特地设置的绿地毯上,《观音山》最终拿下这个国际A类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刻。2011年3月,《观音山》在中国国内上映,两周内票房达到5600万元。在创造了中国文艺片新年票房奇迹的同时,《观音山》亦入围法国杜维尔电影节,收获了法国观众罕有的长达10分钟的起立鼓掌,这也应该是《观音山》的又一个欢乐时刻,但发生在日本的这场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天灾,却让几位主创的心中五味杂陈。

 

  重建心灵比重建寺庙更重要

 

  回头看看,《观音山》这部电影最初的起源来自一位好莱坞制片人对李玉的邀约,这是一个由全球七位艺术家以“艺术家与车祸”为主题的短片拍摄计划。导演、编剧李玉定下了一个因为车祸失去儿子的京剧演员的角色(张艾嘉饰演),在和既是制片人亦是编剧的方励商讨后,三个高考失败的同时又面临人生困惑的年轻角色(范冰冰、陈柏霖、肥龙饰演)也加入其中,此时短片已经容纳不下他们渴望表达的内容,他们婉拒了好莱坞制片并计划将这个故事单独搬上银幕。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8级大地震,《观音山》剧组暂停创作奔赴四川参与救灾、重建。

 

  导演李玉对时代周报记者回忆说:“当我踏上那些废墟的时候,所有人都特别安静。你的眼泪流不出来,它全淌在心里。你感觉到自己是跟他们一样的,你能感受到那种痛,和那种绝望的没有出路的感觉。”这些感触最终修正了《观音山》的剧本,在李玉原来的故事中,三个年轻人想要为了引起社会关注计划让一列火车出轨,而最后呈现在荧幕上的是他们和失去儿子的母亲一道参与修复因地震而毁坏的观音庙。李玉说:“其实重建寺庙并不重要,重建的心灵才最重要。他们是通过这个过程,重新信仰那些真、善、美的东西,重新心里燃起生命的火花,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最终成片的《观音山》中,5.12地震现场的纪录影像被剪入其中,和粗糙嘈杂的现场影像交替出现的是张艾嘉、范冰冰、陈柏霖、肥龙饰演的角色踏上汶川地震废墟时的沉默。“你还能看到一些小书包,一些鞋子静静呆在那儿,房子塌了,普通人家的床裸露在外面。我们和演员常常坐在那儿,只是看,看好长时间,一看就是一整天。”李玉说:“摄影机默默地跟着演员,像眼睛一样去捕捉他们内心。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哀伤的问题,其实是想到了我们自己,人的生命,和这个脆弱的世界。我们应该怎么跟这个脆弱的世界共处?”

 

  曾有几年时间,李玉努力让自己的心真的安静下来。“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当面对中国电影市场突然出现的大蛋糕,很多人都拿起了勺子,但这个时候我特别想让自己静下来,然后把自己的心腾空到零。我去看世界,去看书,然后重新找到自己内心发出的那个声音,到底是需要什么,从什么时候出发?在《观音山》中,我将自己对生活的迷茫,对爱情的疑惑,对整个生命的态度,对温暖的吸收和释放都放入其中,它们真正打动我,是真正能够有心灵唤醒的东西。”

 

  残酷的青春有了温暖的归属

 

  李玉的一个朋友在汶川地震后在现场帮忙,一边哭泣一边救援,搬抬逝者,最后在返程的时候出车祸去世。“那段时间,死亡一直在伴随着我们的神经和我们的心灵。”李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以前我是表达小残酷。当你看到了极致的大残酷之后,你想的却是温暖和感怀,当你看到这个世界变化的残酷,当你看到你生命的短暂,你特别想知道你的方向在哪,你还能够看多远。”

 

  正因为有了这份感念,《观音山》中的激昂、残酷的青春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属。一直因为母亲昏迷去世当天父亲不在现场而怀恨在心的丁波和父亲和解了,憎恨父亲酗酒殴打母亲的南风终于选择直面父亲。因儿子车祸去世而内心枯死的老人也收获了释然,闯入常月琴生命的三个孩子带来了欢乐和活力,她修好了儿子的车,像一个母亲一样关照三个孩子的内心和命运。

 

  但《观音山》并没有给出一个常见的HappyEnding。当剧本接近完成的时候,一个新闻再度震撼了李玉、方励两位编剧。2009年4月20日,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在绵阳家中自缢身亡。此前,他的儿子和七位亲人在汶川大地震中去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篇博文中,他提到自己将和儿子“不离不弃,永远在一起”,他对网友们说:“我相信,假如,我在天堂,我能够进入天堂,我会许你们,一个没有痛苦的来生,谢谢你们。”李玉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方励在看到这封“遗书”后哭了一整天。于是在《观音山》的结尾,常月琴和观音庙的和尚长谈一夜,她说自己曾经有儿子有先生,一切都很美好,现在看到三个孩子也很快乐,很欣慰,但她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第二天清晨,她选择在观音庙旁有着瀑布和河流的山崖上一跃而下。在此之前,她目睹了南风和丁波的相爱,将儿子的车子送给了三个孩子,还曾捐款并和志愿者一起将因地震毁坏的观音庙修缮一新。方励说这是一种“解脱和释然”。

 

  看惯了太多灾难

 

  这个答案对于年长的方励而言,早已有了。1953年,方励出生在四川成都。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在天津亲眼见到了胡同大量坍塌后掩埋万人的惨状(唐山大地震时,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高中时代方励就曾作为“铁路民兵”参与过防震救灾,而他那些后来参与修建铁路的高中同学们,因为塌方、水淹、炸药爆炸而失去年轻生命的就超过二十多人。正是因为对这个随时带走人们生命的星球的“好奇”,方励报考了华东地质学院(现东华理工大学)的应用地球物理专业,毕业10年后,他在美国创建了劳雷工业公司,这是一家地球物理仪器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地球物理仪器公司。方励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过去20年,我大量的客户都来自矿山、煤田和海上,他们从事的是海上救助、打捞,水下搜索、井下搜索,还包括隧道塌方、煤矿爆炸的援救。中国国家地震局也是我们的客户,中国地震台网的检测网里面有我们大量的装备。对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我是特别熟悉。”除了唐山大地震,最让方励印象深刻的就是2002年5月7日发生在中国大连的“5·7空难”,当时方励参与了艰难的打捞工作,在事发现场海上漂了三天三夜搜索黑匣子,虽然最终他成功了,却没有什么喜悦感。

 

  “我们都是这个星球的产物,我们无法改变这个星球,但是这个星球可以左右我们。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下人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的,是可以逃脱大自然的惩罚,或者说左右大自然的。比如说我们少破坏一点环境,那就少一点水土流失,少一点泥石流;我们少排放一点二氧化碳,那地球的升温就会减慢,那么冰川的融化就会慢一些。如果我们科技更发达一些,对地震的预防和措施可能更可靠吧。人类自身是无法改变自然,但人类可以改变自身和自然的关系。”这就是看惯了太多灾难的方励的答案。

 

  方励从自己专业的角度提出了此次日本大地震中造成巨大伤亡的症结所在:“日本的这次地震对于全世界的抗震防震工作、核电站城市建设都上了非常好的一课。和日本一样是高密度人口的中国应该从中学习到什么?日本的建筑并没有因为久经地震而坍塌,它是整体模块建筑,被水冲走都没砸死人。日本几十年抗震研究技术值得中国学习。但日本这次的海啸预警系统明显不够。从地震发生到福岛海啸中间有半个小时时间,如果海底的压力测试系统和漂浮在水面上的波浪系统够深够远,半个小时足够所有人跑到高处。海啸的预防预测需要未来人类投入更多的资金和智慧。还有一个更大的启发和警告就在核电站的建设方面,所有人都想到了地震后可能断电,所以有备用柴油机组,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些备用机组被海啸淹没的时候全部会完蛋,如果备用机组所处的地下空间有密封防水设计就不至如此。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对全球的核电站安全都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和非常好的课程。”

 

  做电影是因为对人感兴趣

 

  和提高防止抗击自然灾害技能同等重要的是对人类心灵的安抚,或许方励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做的两个事业恰恰就是针对这两个方面。2000年,他建立了和自己工业公司同名的劳雷影业公司和劳雷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在《观音山》之前,方励的名字和王超导演的《安阳婴儿》、《日日夜夜》,娄烨导演的《颐和园》,李玉导演的《红颜》、《苹果》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电影有部分未能在内地公映,但他依旧是这些年轻导演坚定的资金支持者。方励认为地球物理仪器开发和电影制作二者之间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你只能活这么短时间,你要对周围的所有事物都感兴趣。做科技是对大自然感兴趣,从事地球与海洋科学是关注自然之间规律和现象。除了大自然,地球上只有一个更重要的部分:人。好奇也好,受影响也好,你会关注所有你身边的人,所有你看到的这个社会上人的行为和关系。做电影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人感兴趣。”

 

  《观音山》中的年轻人让方励感兴趣,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做这个电影的主观动机是想关注今天的年轻人。我们想看看、谈谈他们的情感、青春、命运会不会引起观众的共鸣,社会发展压力越来越大,年轻人面临的困惑和迷茫越来越多,但我相信年轻人仍然有很多浪漫的青春,仍然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和生活,不是只有世俗的物质生活才叫成功。所以 《观音山》中很多没有仕途、没有钱,只有家庭压力与困境的年轻人仍然是充满激情的,有活力的,青春的。”

 

  年长的常月琴也让方励揪心,他也谈起了她的最后一跃。方励提醒时代周报记者注意片尾的两个细节:“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电影本身的结局。你有没有看到钟声响起的时候有一只鸟飞走,剧本本身想赋予这个生命一个新的升华。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讲述这个电影,一个是年轻人青春的迷茫、青春的叛逆、青春的自由和青春的成长,另一个是一个中年人的命运归属,这两个层面在中间交叉了,一个中年人用她的生命、她的体验给这群孩子带来了一些什么?这群孩子就像她自己的孩子,她站在山上,她看见这些孩子后的微笑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释然。她知道在她身后,这群孩子已经长大了,他们已经能够上路了,这群孩子就像她自己的孩子一样,能把他的生命传承下去。”

 

  “你是选择随波逐流,做物质生活的奴隶?还是选择自由,选择你自己的真实情感?包括常月琴,包括这些孩子都在成长,都在作出自己的选择。这些选择没有对与错,都是他自己对生命的认识和感受。”方励说:“我想日本地震给我们的感触和汶川地震时是一样的,就是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短暂,但是人间的爱和真情是永恒的。只有人这一种生物才具有这种爱与真情,这是最难得的。不管生或者死,温情与爱才是最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