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电影》兴衰路 不堪回首“当年勇”

1950年第一期。创刊号

昔日热销960万册，引发抢购骚乱；如今“奄奄一息”，市面难觅踪影

 
　　2011年初，从《大众电影》退休多年的老社长崔博泉决定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安度晚年。临走前，看着自己奋斗了33年、如今门庭冷落的杂志社，这位80多岁的老人万分不舍，放声大哭。旁边的老同事看不下去，纷纷劝慰他不要难过。但崔博泉无法释怀。他亲身经历了30年间《大众电影》从辉煌到衰弱的全过程，但面对如今的尴尬境遇，他又感到无计可施。

　　近日，《大众电影》摄影师周雁鸣发布微博称：“现在的《大众》发行量少得可怜。杂志社没有社长(外部人兼任)，没有主编，没有发行部(只有一个临时工)，没有广告部(《大众》的广告都是免费刊登)。”这一爆料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这本杂志未来命运以及辉煌过去的关注。

　　老社长崔博泉身体不好，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显得十分吃力：“我一生的成败都与《大众电影》紧紧相连。我现在只希望，这个品牌不能倒掉，想想办法，总归是能搞好工作的”。

——1979·复刊——

     1979年第5期杂志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一张接吻剧照，引发全国讨论。

　　接吻照引大讨论

　　1962年，就职于《上海电影》杂志、三十出头的崔博泉接到一个任务，把《大众电影》从北京搬到上海来，与《上海电影》合并。这本杂志1950年创刊时就是在上海，后来去北京与《新电影》合并，转了一圈又回到上海了。崔博泉参考《良友画报》等一批上海滩老牌画报的思路，决定好好干一番。然而四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大众电影》宣告停刊。

　　1978年崔博泉才重新接到赴北京为《大众电影》复刊的调令，年近五十的他告别家人只身来到北京。编辑部的几位领导在新影厂借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四五个人挤在一起住，身为副主编的崔博泉则在办公室里打起了地铺，一住就是七年。

　　最初二十多人的采编队伍中，既有北大、人大、中央美院等名校毕业生，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编辑杨国还为了来《大众电影》，婉拒了当时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的教职，而编辑邹建文与文学界、电影界都很熟，能直接向陈荒煤、王蒙、艾青、刘心武、阎纲这样的知名作家约稿。一大帮踌躇满志的年轻人，成天扎在办公室讨论选题，非常热闹，这令崔博泉信心百倍，要为《大众电影》迎接“第二春”。1979年1月20日，复刊后的第一期《大众电影》出炉，封面是影片《大河奔流》的剧照，当时与刘晓庆齐名的演员张金玲成为第一任“封面女郎”。

文革后的复刊号，影片《大河奔流》剧照。

　　1979年第5期杂志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一张接吻剧照，不料引来新疆读者问英杰的愤怒抗议：“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这封信后来被全文发表在《大众电影》上，并引发全国性的讨论。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编辑部每天收到几麻袋读者来信，拥护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崔博泉干脆在杂志上开辟专栏“由一封读者来信展开的讨论”，令《大众电影》的知名度空前提高。

下一页：《大众电影》兴衰路： 1980·1989·巅峰

上一页123...1314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