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故事:'我们的胃远远比思想深刻'

《白鹿原》海报

2012年9月13日电影《白鹿原》公映，这是《白鹿原》第一次以电影的形态出现：距离1993年原著出版，过去了近20年；距离电影起意，过去了9年；距离影片获第62届柏林电影节艺术贡献(摄影)银熊奖，过去了大半年。

拍摄完成的《白鹿原》有5个不同片长的版本，片方表示，国内公映的156分钟版本和柏林电影节公映的160分钟版本，“区别不大”。

王全安最想拍的故事是唐朝和武则天，但他觉得中国能够接纳这个故事的时间还没有到。

“作为这个国家最强盛的时代，盛唐的美建立在丰沛的物质基础上，这是一个更复杂的形态，糜烂、极盛到病态，但也有更宽容的道德水准。相比之下，我们在历史中所处的整体基点还是非常低的。”

在改编《白鹿原》时，王全安没有把它当做一部不可逾越的文学史诗，他更多把它当做是一群农民的故事。

尊重食物、尊重情欲

王全安重新组织了《白鹿原》。他将历史进程与个人私心以一种极具粘性的方式结合到了一起。黑娃带着小娥回到老家，所有人都拒绝小娥进入白家祠堂，两个人被迫搬到山上的窑洞。在外面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的同乡回到家乡，听到黑娃的遭遇，兴奋地告诉两人这就是新思想提倡的自由恋爱，你们就是我们村第一对自由恋爱的人。受到鼓动的黑娃加入革命，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砸碎祠堂以及审判那些曾经拒绝他与小娥进入祠堂的人。

在这种故事里，王全安拒绝职业演员建立起的表演体系与习惯。他告诉他们，一个农民不可能那么有自信，那么复杂，不管你是族长还是革命者。你革命，也只是一个农民革命者，你不是上海的革命者，你也不是德国的革命者，你对苏联也一无所知。

拍摄前，他只让演员干两件事：练习陕西方言和干农活。拍摄时，他给他们一个剧本，到了现场，他会突然要求他们表演与剧本上完全不同的东西，“当他们一下子感到生疏，他们的触感就张开了。”王全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王全安自己认为陈忠实在《白鹿原》里讲述了一个身份遗失的过程，从小说写完到现在的20年里，中国人对环境的认知发生了很多变化，向历史回归这件事在现在变得很明确。

“我们认为把一切都摧垮了，但其实那些东西在民间有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而且很强大。”王全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拍摄《白鹿原》的过程中，他留意到尽管各种各样的运动要求人们破除“四旧”，但出于敬畏，农民并没有破坏那些墙上的壁画，他们只是用一层泥把它盖住，让别人发现不了。“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好像是一个嘲讽。”王全安说，“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尽管匪夷所思，但当温度合适的时候就全又出现到了地面上。我们认为一切都按照我们想的方式发展，其实完全不是。”

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王全安用食物总结他的中国观：“当我们从过去赤贫的状态过来，尽管觉得吃粤菜如此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新鲜，以吃这个为荣、为自豪、为自信。但这二十年过去，我们都开始渐渐吃自己爱吃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一种回归，向自己的胃回归。”他笑着说，“难道你没有发现我们的胃远远比我们的思想更深刻？”

王全安对待食物的态度，也是张雨绮决定嫁给他的原因：“有些人一辈子只喜欢吃一类东西，他吃陕西面食时的那种坦然，能一下子把我拽回到（电影里）那个时代，如果从一个女人角度看，你会觉得这个男人非常可靠。”

王全安尊重食物，同时也尊重情欲的本能，连同土地，这三者成为了王全安牢牢把握《白鹿原》里农民性格的关键。“情欲这件事情——不管陈忠实说是‘生活作风’也好——和繁衍有关系，它和土地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看似简单、沉默，但是种什么、长什么，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在王全安看来，情欲跟繁衍，也是能打破这套农耕稳定的体系惟一的原因。“它很重要，不光对个人重要，对整个族群的利益也有相当大的价值。”

王全安把小说里的所有女性故事都集中在了张雨绮扮演的田小娥身上。她和所有主要男性都发生过身体或者观念上的关系，并在死亡之后，深刻地影响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与思想。

黑娃参加革命多年没有音讯，无助的小娥拜托鹿子霖去打探他的下落。鹿子霖在宗族与革命的冲突中失去了儿子，而她则失去了丈夫，没有了男人的田小娥必须再找到一个可以依赖的男性度过困境。两个人因为报复宗族在一起做了一件邪恶的事，得逞之后，年迈的鹿子霖去窑洞里找小娥庆祝。一开始小娥骑在鹿子霖身上放声大笑，疯癫状态时，她把尿撒在他嘴里，接着她把他撵了出去，一个人在火炕上痛苦地哭泣。

王全安问张雨绮如何理解这种扭曲的情欲，她说：“就像现在的小领导跟一个二奶、三奶的故事。”这句话让王全安非常惊喜，他说自己看到了一个简单的演员以最原始、准确的方式理解了《白鹿原》。

片中很多情欲的画面，最终公映的版本里，只有张雨绮的部分没被删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戏被完整地保留了，也可能因为女人的这种东西不会触及任何问题。”张雨绮说，“大家不会觉得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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