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全安：《白鹿原》以土地的视角看历史

王全安

　　电影《白鹿原》骤停在日本轰炸机投放的硝烟里，那时鹿子霖已经疯了。很难用剧情梗概讲清楚这个故事，就像这个电影历经了7年的周折。王全安一直用慢条斯理的态度对待一切，当记者提出影片节奏会不会影响票房的问题时，宣传谨慎地建议可不可以把“慢”字换个说法，担心观众购票时会因此而犹豫。王全安却摆摆手，示意没关系：“欣赏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个方式为什么是这样？这样出来的好看的地方在哪儿？其实也不必回避自己的趣味，要对自己的东西自信。”

　　王全安一直自信，即使是观众看不到完整的《白鹿原》，他也相信环境会越来越好。他的注意力已经投入到下一部作品《杜月笙》，他说：“我个人有个愿望，以往中国走向国际往往是我们贴西方的题材，我希望这回反过来，讲述的是我们为主体的故事，但是用你们的平台来为我们的题材做一次服务，包括国外的巨星和大人物加入，像一个游戏规则的变化。”

　　对他来说，精工细作7年的《白鹿原》已经翻篇。

　　历史的质感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陕西人，在《白鹿原》之前有过想改编其他陕西作家作品的念头吗？
　

　　王全安：没有。《白鹿原》这个事情迎头撞过来，对于我还是有点意外的。以前拍电影这件事就是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对环境的看法，自己的感受。其实我那时第二个电影拍了后期还没做完，我总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成熟的、有谋略的导演做的事，好像是为大家办的一件事，有点意外，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来想明白了，都是艺术片导演，就像现在都是商业片导演一样，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无所谓。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犹豫是因为什么？

　　王全安：首先是电影类型的问题。你要为大家做东西的时候，你就像是练气功似的，练不好就迷失在里头了，你的性格和个性就消失了，格式是固定的，但是里面内容又得看上去是新鲜的，情节的功能性是很强的，跟做艺术片是不一样的，艺术片里面我喜欢这样就是这样，10分钟人物不动也没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小说的问题，很强烈的感觉是众口难调。这么多人喜爱它，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有能力有志气的导演最后都望而却步的原因。像张艺谋说的，《白鹿原》改编成败，事关重大，历史的东西类似的也有过了，我觉得必须要赋予新的历史的质感，历史的质感有一个发展，有更鲜活的东西在里面。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跟原著比起来电影处理得很温和了，即使是那些删掉的戏份。

　　王全安：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两党之间家族之间的怨气还没有散，在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像20年前了，模糊了，已经不能成为一个问题来探讨了。所以说，现在这个电影其实是纠结在白鹿原这个村子的人跟外部世界的这种变化，其实是放大了原来的格局。所以你说的很对，其实就是一群白鹿原的人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出路，因为皇帝没有了，以前那套没有了，要么坚持原来的东西，要么寻找新的出路。原来的那种东西已经不能钳制人的欲望的时候，欲望一跳出来，大家都被欲望控制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白鹿原》在人物的取舍上是怎么权衡的？像朱先生、白灵、兔娃这些都没在电影里出现。

　　王全安：打乱、减掉、重新合并，把有意思的东西合到一个人物里头，对人物是要做一些删减。因为一个电影是装不进这么多东西的。朱先生是大儒似的人物，这个人物形象是很难的，圣人是很难拍的。白灵这个人物其实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因为一旦上手至少要十几场戏才能铺垫得过来，那个空间其实根本装不下。当时拍的时候有点恻隐之心，因为像陈忠实先生，还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人物。我想她是一个无产阶级群众喜欢的人物，他们这一代人的理想和情结。鹿兆鹏那条线也做了一定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