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超级英雄Made in China会不会有违和感？

漫威宇宙已经构建到2028年

　　5月23日，X战警系列第7部电影《逆转未来》上映，11天内全球票房突破5亿美金。过去40年中，最卖座的50部电影，有7部都是关于超级英雄的大片。

　　两位美国政治学教授肯特·伍斯特（Kent Worcester）和马修·柯斯特罗（Matthew Costello）2014年1月在剑桥出版社《政治科学与政治》杂志上发表了《超级英雄的政治科学》，首次在主流政治学期刊上探讨文学、影视、动画作品里的超级英雄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中的角色和隐喻。与《人物》对话中，两人深入解读了这些观点。

　　肯特·伍斯特：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美国玛丽蒙特曼哈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长期从事有关动漫和政治学关系的研究。著有《一位漫画研究读者》、《超级英雄读者》、《纽约：911和动漫》等。

　　马修·柯斯特罗：小说家、电子游戏制作人、电视制片人，常年担任迪士尼、好莱坞电影制片顾问。现为美国圣泽维尔大学教授，专注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著有《秘密身份危机》、《构想现代漫画丛书中的冷战》等。

人物PORTRAIT=P

Matthew Costello（马修·柯斯特罗）=C

Kent Worcester（肯特·伍斯特）=W

P:近年来，我们见证了超级英雄参与了各种政治活动，比如战争、间谍活动、竞选。最近在漫画中也有同性恋的超级英雄出柜了，比如绿灯侠。你认为超级英雄们还会参与新的政治活动吗？

C：我没有预测未来的超能力，但是有两个问题会成为焦点：全球气候变化和个人隐私。科学家英雄们将要以某种形式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而且所有英雄都要面对隐私问题。超级英雄们依然要面对恐怖主义这一问题。奇怪的是，在过去的2年中，超级英雄们不再像21世纪头十年那样公然地进行政治评论了，两个主要出版社（DC和漫威）的故事叙述都更加远离现实了。也许这是对过去5年漫画中政治内容过多的一种反应，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

W：我同意。超级英雄漫画的内容确实有这种钟摆特征。有时似乎每个超级英雄故事都要跟政治有关；有时又要从故事中抽离出这种暗示，使得漫画从表面上看来与政治无关，反反复复。作家和出版社总是在尝试着弄明白什么受欢迎，当他们找到了什么能够和广大读者共鸣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会滥用这种设计，直到它失效。而一旦一种设计失效，所有人就开始寻找新的灵感。

P:超级英雄会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吗？

W：漫画和电影的粉丝们都希望他们的超级英雄代表一些什么，哪怕是如“真理、正义、以及美利坚风格”一类模糊的事情。在超级英雄漫画里有许多道德观点影射，当然，它们很少能避免老生常谈。但是美国公众非常明显地分成左翼和右翼，自由派与保守派，而漫画出版商通常不愿意疏远或反对任何一个阵营。一般情况下，漫画出版商和好莱坞制片厂认为让观众好奇他们的英雄会支持哪个政党没有任何意义。任何解读都会有失去粉丝的风险。

P:超人之后，许多超级英雄的角色都有变化。今天的超级英雄不必再具备“秘密身份”了，比如钢铁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C：秘密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对青春期期待的实现（“如果他们了解真正的我……”），但是随着漫画读者年纪增大，它就不再具有这种功能。从政治角度说，过去几十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不断下降，透明度变成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秘密身份”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设置，让超级英雄身陷信任危机。另外，超级英雄的私人生活如今似乎没什么意思。或许，当读者认为现实世界过于复杂时，他们需要和他们不一样的英雄，去解决普通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又或者他们只是想看到更多精彩的打斗场面，而不是肥皂剧情。

P:在《超级英雄的政治科学》中，你们提到，“超级英雄故事通常呈现对立观点的交锋”，这带来了铁杆粉丝群中“意识形态冲突碰撞的机会”。给我们举个例子？

C：最近的一部作品是漫威的《内战》，有人希望政府管制钢铁侠、神奇先生、蚁人这样超级英雄，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管制会削弱像美国队长、隐形女、超胆侠这样的超级英雄在对抗真正威胁时的自主性，这些威胁会伤害公民的生命安全，而这些威胁可能来自政府，《内战》将这两个群体对立起来。

W: 惩罚者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自从1970年代中期问世，惩罚者有许多关于法律和正义本质的异议，不仅仅是与美国队长有争论，还有和其他漫威的角色比如蜘蛛人和超胆侠。1974年，他在《不可思议的蜘蛛人》的故事里首次出现，在成为反英雄式人物还是恶棍的边缘摇摆不定。从读者来信专栏看，他面对犯罪行为的“先开枪再提问”的处理方式让当时的读者不安。十多年后，当他在一个名为《血之环》的系列中出现的时候，大部分读者无比推崇他冷血的民间英雄主义。我认为读者对角色最初和在1980年代中期的反应的戏剧性变化和美国政治的巨大变化有关。从197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美国公众对犯罪和正义的态度有巨大的转变，1970年代中期，就是漫威刚出版惩罚者的故事时，很多美国人愿意接受一些非常规的惩戒，比如让那些并不十分暴力的罪犯做社区服务。到了1980年代中期，公共观点变得更加保守。更多的美国人支持对某些罪犯执行死刑，或是更长的刑期。这从1980年代中期惩罚者在漫画迷中的受欢迎程度就可见一斑。

P:你们还说，“对超级英雄漫画的文化解读，可以加深我们对公众舆论和政治文化的理解。”能否举例说明一下这个观点？

C：超级英雄漫画用反派表现描述社会威胁，用英雄定义社会品质，往往可以简要地表达公共观点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比如在反恐战争早期创作的复仇者联盟故事——《Red Zone》——就讲述了一次针对美国的、从拉什莫尔山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幕后黑手是美国队长二战时期的纳粹敌人红骷髅，他伪装成了美国国防部长。故事的最后暗示了这一切确实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因为美国在许多地方都有化学武器秘密基地，而美国队长则警示布什总统复仇者联盟在密切监视着它们。这个颇受读者喜爱的故事揭示了人民对于政府动机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通过描述反恐战争的狂热揭露了全球恐怖主义的丑恶。同时期的民意调查显示了对政府的极大支持，可同时这种支持也在很快的衰落。人们对文化产品比如超级英雄漫画的关注，可能揭示了他们对反恐战争的态度。这是一种脆弱的支持，一旦战争的代价和结果开始显现就会衰落下去。

P:超级英雄和法律、正义之间的关系十分特殊，体现在哪些方面？

C：法律和正义并不一样。在1970年代，美国队长宣称自己是美国梦的捍卫者，而不是捍卫政府政策，最终将自己设定为正义的仲裁者，独立于法律之外。蝙蝠侠在他追求正义的过程中，经常挑战法律底线，而像惩罚者这样的角色，运用很极端的方法伸张正义，和尊重法律就更远了。每一个这种角色都让我们思考，什么才是公正的结果，以及我们能够接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追求这种结果。超级英雄自我定义的正义和法律可不一样。这种正义让他们和那些崇尚法治的人们有了分歧。在早期的《蝙蝠侠》漫画连载中这很常见，他追求正义的方式让他成了通缉犯。同样的，在X战警中，变种人没有法律保护，还受到歧视，是非常不公正的，但这也正突出了法治和正义之间的碰撞。

P:超级英雄的故事背景多发生在大城市，为什么会这样？

C：作者和出版商都住在纽约，纽约是一个会爆发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大城市。超人是在堪萨斯州乡村长大的，但是他面临的糟糕情况是在大都会。他从美国乡间得到的坚韧品质，帮助他抵御了腐败、城市里贪婪和邪恶的侵蚀。

W：超级英雄在本质上与现代城市的出现相关。大部分时间，超级英雄们在拥挤的街道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间出现。他们工作和生活在曼哈顿这样的地方，这让他们的存在更真实，因为这种地方为对抗犯罪暴力提供了充足的机会。

P:超级英雄的粉丝遍布全球，但是超级英雄似乎只在西方产生，特别是在美国。这是什么原因？

C：超级英雄是一种美国现象。美国国家身份的核心是强大的个人主义，这为将民间英雄和自我导向的道德行为奉为上宾的文学创造了条件。最早的清教徒移民创造了道德上的排他性概念，这个概念让这些人们相信他们是独特的，并且比其他人优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很少将自己的利益和国际社会相统一，但却把传播民主给世界所有国家当做自己神圣使命的原因。将美国描述成一个可以让人重塑自我的自然环境也很重要。这个关于机会的荒野神话，吸引了数十万计的移民去城市，在那里他们希望重塑自己的生活， 摆脱贫困和附庸的状态，脱胎换骨。这三种文化元素——个人主义，道德观，排他性以及转型的契机——在20世纪30年代结合在一起，这个时期的美国人和城市中的移民人口已准备好打破萧条的链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P:如果一个超级英雄诞生在中国，你们会有违和感吗？

C：如果在中国的电影和漫画中出现超级英雄，我一点不会觉得奇怪。超级英雄可以成为民族主义的标志，构建国家身份的文化产物。拿美国举例，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角色日益国际化，从超人到美国队长，到神奇女超人，都体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以及国内的社会变化。随着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如过去几十年一样经济社会快速变化，超级英雄和其他流行文化偶像都可以成为中国社会重构身份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