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处有什么》导演谈结尾大改动 “审查要求案子必须破，确实有群众基础”

《黑处有什么》导演王一淳接受时光网专访

       时光网特稿 “沉着、坏、荒诞”打动了姜文，这位曾拍出过国产青春电影“高山”一般存在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导演，将这三个关键词赠予了他喜欢的一部青春成长电影《黑处有什么》，并在2015年的FIRST电影节上，将最佳导演的奖杯送到了这位新导演王一淳的手上。

       这部以一桩强奸罪案作为故事背景的1990年代青春电影《黑处有什么》，以非一般的少女视角看待成长记忆，还原90年代时代氛围的同时，也打碎了大多数青春电影中对于往日情怀滤镜般的美好。

       作为新导演处女作，《黑处有什么》自然逃不掉这样那样的瑕疵，有人说它堆砌90年代符号太俗套，也有人说它叙事松散导演功力有限。但在今年的国产片维度里，这依然是一部足够有趣并值得被讨论的电影，它还没有习惯所谓的创作“规定动作”，也不懂得如何去讨巧于市场，而是用一段真诚的私人回忆与观众碰撞出共鸣。    

《黑处有什么》终极版预告片

       她不知道如何去告诉别人，那些在成长过程中内心里的兵荒马乱和惊心动魄，那些埋在案件表象背后，与成长互相映照的不安气息，才是她的意图所在。在接受时光网记者专访时，面对无法被观众“接收”到的现状，王一淳无奈地开玩笑说：“审查部门要求案子必须要破，确实是有群众基础的。”

另一种90年代：不美好的青春与尴尬的性启蒙

       大多数的国产青春电影，把回忆作为最强大的滤镜，筛掉了那些“黑处”，剩下的多是些符号性的美好，这是一种90年代。还有另外一种90年代，教育的僵化，刑侦手段不成熟，社会气氛压抑，建构了少女在危机四伏下隐约不安的幽微记忆，这是《黑处有什么》里，导演王一淳成长的90年代。

       《黑处有什么》以一桩发生在90年代的强奸杀人案作为少女生活的小镇背景，就像白银案、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发生在当年的大案要案一样，它被漫长的追踪过程，也成为很多人青春记忆里一个“危险”的传说，“所以这样的90年代它可能美好吗？”王一淳脑中的问号，也成为她标志性的另一种“不美好”青春视角。

《黑处》以一桩强奸案作为青春故事的背景

      王一淳告诉我们，2002年，她的父亲离世，在回忆与父亲相处的点滴时，她决定写出自己的成长故事，经历了多次修改和重心转移，她发现最终是那些成长中被教育规避的、遮遮掩掩避而不谈的青春阶段和身体变化，在成年后成为耿耿于怀的幽微心事。

       为了寻找成长素材，除了自身经历之外，王一淳也翻阅了许多同龄人的少时日记，有趣的是，她发现了一段集体回忆：大多数人的青春性启蒙都不是来自于父母和学校，而是经历了漫长、艰苦的自我摸索过程，跌跌撞撞拼拼凑凑。就像电影中的曲靖，父亲告诉她坐自行车不能岔开腿，但不告诉她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不让她去人烟稀少的人工湖，却不告诉她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发生。在没有性启蒙来源的青春里，是传说中的强奸杀人案，敬老院的猥琐老头，帮她完成了性启蒙的过程，很尴尬，很现实。

       《黑处有什么》重现90年代氛围的取景地在导演王一淳的家乡——河南小镇的一所国营工厂内，在王一淳的记忆里，这座工厂因为有油田，曾经十分繁荣，随着时代的变迁，油田干涸，人陆续搬离，工厂被废弃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八九十年代的模样。少女曲靖唱着小虎队、郭富城的歌，就在这里，开启了她的成长故事。

流行金曲是影片的时代符号

       跟很多青春电影一样，流行金曲成了《黑处有什么》中最为显著的时代符号，王一淳本以为这会是让观众在有限的时长里快速入戏的有效方法，却没料到，上映后有观众批评她过于堆砌时代符号，选的老歌也太过烂大街。王一淳也向我们表达了她的用意，“电影没有足够的时间做铺垫，歌曲成了最便捷的‘穿越’助力”，“电影中曲靖只是个14岁的小镇少女，你能指望当时的她有多高的音乐品位呢？”

       无论是歌曲还是环境，毫无疑问都是有效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对“不美好”集体回忆的表达，在影片的路演过程里，也让王一淳真实感受到了抛出真诚之后的反馈。她记得，经常有观众在映后互动时告诉她，“我也是来自小县城，你电影里的很多记忆跟我小时候一样”。

       即便是到了大洋彼岸，去伦敦电影节接受采访时，也有BBC的记者告诉王一淳，自己11岁以前在东欧某小国成长的记忆与《黑处有什么》里几乎完全一样，那些感动的瞬间，后来回忆起来，王一淳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大家平时都在演洋气，演高级，演不接地气，但那一刻，我们都变成了狗剩和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