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诗新书封面(图片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8月10日报道 吸毒,几乎算是娱乐圈最为禁忌的话题之一,几乎所有艺人在面对这个话题时都会避让三分,甚至三缄其口。历年来众多被曝光的涉毒艺人中,即便有的已痛改前非,但多半也不愿重提旧事。能真正做到坦然面对、并敢于把自己人生中这段最阴暗、最不光彩的经历公之于世的,卫诗是其中一个。
两年前,卫诗和前男友关楚耀在日本因藏毒被捕,轰动了娱乐圈,更直接断送了卫诗的演艺事业。那之后,她悄然退出公众视野,销声匿迹。直到近期,在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大家看到了一本名为《重生》的书,卫诗以清爽健康的形象在封面亮相,微笑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是的,她复出了。
卫诗自撰的《重生》这本书,讲述自己如何从一个染上毒瘾的人,最终戒毒成功,获得新生。上周末,带着新书,卫诗以新形象接受了南都专访。跟书里的态度一致,当谈及当年她的吸毒经历时,卫诗毫无保留。她坦言:“我最丑陋的一面大家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不再惧怕大家的眼光。”
堕落=沉重的压力麻痹的自己
吸毒,从最初的两周一次,发展到后来一周要两三次
“一不吸毒,我就会流鼻涕,冒汗,失眠,四肢疼痛。我变得更加封闭,不专心工作,不和人交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门。”
卫诗回忆,第一次接触毒品是在2007年底、2008年初。在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上,卫诗看到大家都在吸毒,在这帮“狐朋狗友”的诱惑下,她也一头栽了进去。“我以为自己能够控制的。我以为毒品能让我忘记不开心的事。”
于是,一切就像开了盖的潘多拉盒子一样,卫诗逐渐沉沦。每次遇到不顺心的事,她就会和这帮朋友聚到一起,以吸毒发泄情绪。卫诗承认,沉浸到毒品里,确实能让她短暂地忘记生活中和工作上的不愉快,“感觉整个人都飘浮了起来”。
“染上毒瘾后,我从最初的一个星期一次发展到后来的一个星期两三次。”而这个过程只花了短短的两三个月。毒品成了她生活中的必需品,“一不吸毒,我就会流鼻涕,冒汗,失眠,四肢疼痛。从那时开始,我变得更加封闭,不专心工作,不和人交流,每天工作一结束马上回家,把自关在房间里不出门,出去也只是和‘那些朋友’一起,为的就是‘这个事情’。那段时间很黑暗。”
吸食毒品让卫诗的精神变得紊乱,也让她付出了大量钱财。前不久在接受查小欣的电台采访时,卫诗承认,自己用在购买毒品上面的钱“能够买一辆法拉利”。面对南都记者,卫诗说,“我当时花在毒品上面的钱很多、很夸张”。而最初一起吸食毒品的那些“朋友”,也逐渐变得没有那么“亲密”,到后来,只剩下赤裸裸的毒品交易关系。
清醒时,卫诗会为自己的堕落感到自责,但又不敢告诉任何人;毒瘾发作时,她却又因无法忍受那种钻心的痛苦,只有继续吸食毒品。“那时我一边吸毒,一边担心自己会被周围的人还有歌迷识破……我每天都生活在惶恐与懊悔中。”卫诗想过要戒掉毒瘾。为了戒毒,她尝试过和生活健康的朋友一起出国旅行,“我在旅行期间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一回到香港,毒瘾很快又发作了。”无力感让她更加沉沦于毒品,无法自拔。
迷失=残缺的童年封闭的自己
爸爸房间里挂着很多皮带,从细到粗排列,都是“行刑”用的
“每当爸爸关灯让我们睡觉时,他就能看到这个号码,其实我们是想提醒他,如果你打我们,我们就会打电话去投诉,你就会被警察拘捕。”
卫诗吸毒的根源要从家庭说起。她坦言,家庭团聚的幸福,在她的人生中出现得不多。卫诗出生在一个跨国家庭,爸爸是菲律宾人,是名乐手,妈妈是韩国人,卫诗和姐姐卫兰的童年是在父母不断的争吵中度过的。谈起往事,卫诗至今仍有些阴影,她清楚地记得自己四五岁时父母吵架的场景,“他们每次吵完,妈妈就会带姐姐走,留下我和爸爸。有时妈妈回来了,爸爸又带着我去别的地方演出。我的家庭布满了裂痕。”在她八九岁时,家庭终于破裂,父母离异,妈妈回了韩国,只留下父女三人为伴。卫诗说,虽然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和爸爸在一起的,但她和姐姐却并没有因此和爸爸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因为爸爸是个“很凶、十分容易动怒的人”,姐妹俩常常会因为犯了一点小错就招来一顿毒打。
“爸爸的房间里挂着很多皮带,有女装的有男装的,从细到粗排列着,这些都是‘刑具’。每次我们犯错,爸爸就会对应过错的轻重,选择用哪款皮带来‘行刑’。最粗的那条皮带镶满金属窝钉,幸好我们一直没犯过这个级别的错。”
卫兰、卫诗姐妹俩在父亲的酷刑中提心吊胆地度过童年。卫诗回忆,那时她的心里充满了恐惧,甚至有段时间,她和姐姐还想到一个很悲观的方法:把一家保护儿童机构的热线电话号码写在睡房的台灯旁“每当爸爸关灯让我们睡觉时,他就能看到这个号码,其实我们是想提醒他,如果你打我们,我们就会打电话去投诉,你就会被警察拘捕。”而真正让卫诗难过的,不是父亲残酷的管教,而是他对两个女儿的冷漠,“爸爸从没对我们说过一句‘我爱你’,一次都没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实在不能原谅爸爸。我对他充满了憎恨。”这种怨恨一直延续到卫诗成年后。她不再和爸爸住,搬去和姐姐同住。
随着姐姐入行,从小跟着爸爸辗转于各种演出场合的卫诗也加入了娱乐圈。但当艺人显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
首先,“卫兰的孪生妹妹”这一头衔,让刚出道的卫诗承受了比其他新人更多的关注。加上她直率、口无遮拦的“鬼妹”性格,更让她成了狗仔队的重点跟踪对象,八卦杂志上常有她的负面报道。
“在工作上我根本没有选择权,我不可能跟公司说‘我不喜欢上这个节目,我想唱另类一点的歌’。一切只能按公司的指示去做。”卫诗感到极度不自由。最严重时,不间断的负面新闻、残酷的娱乐圈竞争让她开始大量脱发,面临着“鬼剃头”的尴尬处境。“我每天起床洗刷,都会看到镜子前掉下一大片头发,我很害怕,我总是想:为什么我变得那么丑陋?”卫诗在公共场合亮相时,开始戴着帽子示人,表面看来是精心的打扮,其实却有着难言的苦衷。“压力很大,很多人觉得我那么快就红了,赚了很多钱,我在外面觉得自己很风光,可在家里却很孤单,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所以那时候,需要一些事情刺激自己。”
这就是卫诗当年的状态。她回忆,自己并没有选择对身边人倾诉过,因为和父母关系已经很生疏,又不想让姐姐担心,更不敢让公司同事为难,所以这些苦恼她一直压在心里,渐渐变得很孤立,到最后甚至不再信任身边的朋友。
觉醒=异国的遭遇恐惧的自己
被绑在床上,甚至曾想用玻璃刮伤自己,希望痛晕过去
“才进戒毒所不久我就毒瘾发作,四肢、关节、骨头、肌肉都发出难以忍受的剧痛,我撞墙、踢门。医护人员只好把我绑在床上。”
2009年2月,卫诗和男友关楚耀一起去日本旅行,她声称本想借助旅行戒掉毒瘾,“却一时心软,怕在日本毒瘾发作,所以带了大麻和一小包海洛因在身上。”
卫诗回忆道,那些天在日本他们玩得很开心,直到有一次吃饭时,关楚耀说出去吸口烟,可很久也没回来,卫诗去找他,看到男友还有几位日本警察。警察从关楚耀身上搜出了大麻。“我一下就蒙了。我很害怕,因为我知道酒店行李箱中还藏有海洛因。”最终,警方在他们的行李中发现了1.3克海洛因。“我一片混乱,全身发抖,在警察面前嚎啕大哭,疯狂扑向男友,大叫‘完了,什么都完了’……情绪激动到还扇了男友一巴掌。”她被立刻送进了当地戒疗康复中心。“其实两个星期身体就好了。我被留在那里60天,是要帮我解决所有问题,包括心理问题。”卫诗被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小房间里,只能通过小窗,透过微弱光线,分辨白天黑夜。
戒毒究竟有多痛苦?“才进去不久我就毒瘾发作了,四肢、关节、骨头、肌肉都因为断瘾而发出难以忍受的剧痛,我不断用拳头捶打自己,撞墙、踢门,不停地哭……医护人员只好把我绑在床上。”最严重时,她曾想打碎镜子,“我不是想自杀,是想刮伤自己,用另一种疼痛去减弱毒瘾的折磨。”她吃不下半点东西,却不停呕吐,身体极其虚弱,甚至连躺在床上把头偏向一边呕吐的力气都没有,“任由呕吐物吐满床铺,头发和脸全都肮脏不堪。”最绝望时,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神,如果你是真的,请你帮助我”!第二天醒来时,她发现天亮了,绑着自己的布条不见了。
一周之后,基本戒毒成功。2009年4月24日,卫诗迎来审判:两年徒刑,缓刑三年,五年之内禁止进入日本。
重生=全新的世界悔过的自己
和爸爸修复关系;开始主动与朋友、教友分享自己的一切
“不少教友都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郑秀文就是其中一个,她主动打电话给我,鼓励我重新站起来,还送了本《圣经》给我。”
《重生》的封面上,卫诗颠覆了往日夸张、出位的形象,以短发淡妆示人,眼神平和,胸前佩戴着十字架———经历了“藏毒案”后的她,开始懂得“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人”,还懂得了“如何去爱人”。
改变首先体现在父女关系上。毒品风波后,爸爸第一时间赶到了日本,“在探访室,爸爸见到我时双眼通红,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卫诗开始后悔自己以前不懂得珍惜。从日本回来后,她搬回家和爸爸住在了一起,终于享受到了爸爸的贴心照顾,她至此才真正明白“体谅”二字,也明白了长年和爸爸关系不好的原因,“不是因为爸爸不爱我,而是因为我拒绝他。”
她也开始有了宗教信仰,和姐姐一起接受了洗礼。“不少教友都对我伸出了援助之手,郑秀文就是其中一个。当时我躲在家里不出门,她主动打电话给我,鼓励我重新站起来,还送了本《圣经》给我。”
卫诗开始主动与朋友、教友一起分享自己的一切:参加基督徒的培训研讨会,和他们一起到欧洲做音乐布道,“真正体验到了简单、自然的快乐”,还和森美拍了一部叫《翻身奇兵》的福音电影,她饰演“伊甸娃娃”。同时,她也收获了爱情。她和现在的男友Tim相识于一次国际基督教会的讲座,两人常常一起谈论“音乐、梦想和主”,面对南都记者说到这些时,卫诗一脸幸福。
虽然对未来并没有太大把握,但她仍然希望再次以音乐为事业,“我已经开始着手录歌,监制都找好了。”只是这次,她表示自己不会太在意追逐名利,不强求别人的认同、唱片的销量或是奖项,她希望“用自己充满正能量的歌,得到大家的共鸣”。
吸毒历程回顾
2008年4月
开始接触毒品
2009年2月24日
被日本警方在行李中起出11包海洛因,被拘留在东京拘留所。
2009年3月5日
父亲含泪向公众道歉
2009年4月24日
出庭承认曾吸食海洛因,被判入狱两年缓刑三年
2011年7月
出版自述体新书《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