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英红13岁入行做舞女 却遭遇无片可拍选择自杀

新京报即时新闻9月19日报道 说到惠英红，很多人愿意叫她“红姐”。打开搜索引擎，简单几行字，就能想象到她传奇的人生。满洲正黄旗后裔，父亲是山东名门望族，“文革”后全家去到香港，从小跟着母亲在街头乞讨为生，13岁进夜总会当舞女，14岁出演电影《射雕英雄传》中的穆念慈。

这个曾经代表着TVB、邵氏等港剧和香港电影符号的侠女专业户，1982年获得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桂冠。却也伴随着香港武侠片的没落，一度得上了抑郁症，吞安眠药自杀。被救回来后的她，最大的感受就是丢人，“老天既然没让我死，那我就要重新振作。”2010年，她重新坐上金像奖影后的宝座。

最近，她带着一部新片《幸运是我》回到人们的视野。她说，接拍这部戏，其实是想用这部电影向母亲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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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小姐命，却流落香港街头

惠英红祖上是山东的大户，据说至今山东老家还有个惠家庄园。惠英红出生时，他们全家已经逃难到了香港。“虽然我爸爸家是有钱人，但我妈一直都是很苦的，她是山东本地人，农民，是我爸的童养媳。从小她就很能吃苦，在家里也没什么地位，可能连个丫鬟都不如。”

“文革”开始时，惠英红的父亲被家里人最先送到香港。之后惠英红的妈妈抱着家里的大姐，从山东走到了香港。惠英红出生时，她的父亲因为赌博，已经把家底儿输得差不多了。全家人住在香港山区的木屋里，“自己盖的那种，一下雨，屋里就‘噔噔噔噔’，因为有好多漏雨的地方，就拿瓶瓶罐罐接着。我记得在我三岁那年，遇到了香港最大的台风。我们还在睡觉，突然睁开眼，什么都没有了。当年香港三分之一的木屋都被刮没了，我们就是其中一家。”

于是，爸爸妈妈带着女儿们到市区讨生活，“我们就住在楼梯底下，住了好几个月，住的地方下来就是铜锣湾，那里有很多大楼。那时香港有很多穷人，所以饭店的老板都会把客人吃剩的饭菜，打包拿给穷人，大家就排队去领。我们就吃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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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仔乞讨十年，唯一目标脱贫

讨饭那些年，惠英红一家遇到过一个好心的阿姨，“湾仔有一个红灯区，每年固定的月份，会有来休假的水兵，这个阿姨每天都会带着几个孩子去那边乞讨，她跟我妈妈说，下次会带上我妈、我和我妹妹。”说是乞讨，也要找个由头，“我们会带上一些口香糖、筷子、扑克牌，算是纪念品卖给水兵。最开始，这些也都是那个阿姨给我们准备的。通常水兵都会给个1毛、2毛，有时候会给一块钱。因为这些水兵都是打仗没死的人，他们看得很开，尤其是看到小孩子会觉得找到了温暖。他们到香港7天，7天都会下船，通常我们都是第一天就找到一个水兵，缠着他买我们东西，那之后的几天他都会来照顾，算是有相识的人。当然，找水兵也是有技巧的，英国水兵通常很抠，美国水兵比较有钱也比较大方。”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十年。“一年只有三四个月能有水兵，没有水兵的日子，我们就吃之前的积蓄。”那时的惠英红，生活里只有铜锣湾的贫民窟和湾仔的红灯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脱贫。但是怎么脱贫？不知道，唯一知道的就是湾仔有个戏院，门口贴着海报，所以我那时的目标就是当明星，我认为明星是最有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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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女到演员，挣得反而少了

有了这样的念头后，惠英红也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时在湾仔会碰到邻居，那些小孩看到我就会指指点点大叫着‘要饭的’，我一看到他们就躲起来。从那时开始，我就不愿意去湾仔了。”

正捉摸着如何逃离乞讨生活的惠英红，在报纸上看到夜总会招聘舞女的启示。“我长得也挺不赖、个头也不矮，就顺利考上了。一开始我妈不太愿意让我去，因为去湾仔讨饭挣得更多。后来我跟她说我不想以后做Bar girl，她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就同意我去跳舞了。”在夜总会跳了两年，有一次，张彻、午马和剧组去吃饭。当时他们正在筹拍电影《射雕英雄传》，正是物色演员的阶段，他看到台上跳舞的女孩挺好的，就邀请我们去试镜。“四个女孩一起去的，竞争同一个角色。试镜第二天，电话打到夜总会，领班说一个师姐应征上了梅超风的角色。我当时很失望，以为自己没有希望了，就去台上跳舞了，等我再下台，领班说，那边觉得我也不错，有另外一个角色穆念慈，问我愿不愿意再去试下，我当然愿意了，我一直都想当明星。其实当时也没看过原著，穆念慈是谁也不管了，就去试了。等消息的时候，我去旺角的旧书店租了一本看，发现原来那么多戏。”

过了几天，邵氏来消息，选中了惠英红，但是必须签合约。“我试戏这些都没有告诉妈妈，但是现在要签合约，必须爸妈去签，但是他们不同意。因为我跳舞每个月可以赚一千多块，邵氏只给我五百，而且一签就是五年。那会儿家里全靠我和妹妹跳舞赚钱，突然少了一半的收入，她肯定不愿意。”惠英红吵不过妈妈，最后只能央求姐姐帮她去签了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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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打女没捷径，只能靠“肉搏”

惠英红刚入行时，正是香港武侠片盛行的年代，“那个时候武侠片是主流，但是基本上都是男演员，能打的女人很少。我为什么能一开始就做女主角，因为很多女演员觉得痛，就走了。拍电影《烂头何》的时候，那个女主角拍的第一个镜头，就是被人打，她说痛，借机上厕所跑掉了。等导演找她，她已经回家了。那怎么办？没有了女主角，立刻要找人顶替。我那会儿是邵氏的签约演员，公司会把演员的资料发给每个导演。加上导演看过我的动作戏，我正好就在现场，副导演就让我换上女主角的戏服，试了一场戏，我学过跳舞，一个踢腿踢得很高，带动着裙摆划了一道很漂亮的弧线。后来电影上映，那个桥段也很受好评。”

但没有武术功底的惠英红想要得到更多戏份和角色，只能靠“肉搏”。“我是真的要被人打，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有一次拍一场戏，打到一半，我就赶紧跑出去吐，吐完回来再拍，再打，大概打到30多拳，导演突然发觉，问副导演有没有给我肚子做保护，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护垫，副导演说好像没有，导演就随手把他的剧本给了副导演：‘给她垫到前面吧。’”即便如此，惠英红也从没想过甩手不干了，“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我要成为明星，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同期有几个一起的演员，都比我漂亮，我必须比她们更努力、更拼命。”

从14岁出道至今，很多影迷提到惠英红依然要加个“打女”的前缀，但这个当年从张彻电影里走出来的动作女星最想摒弃的正是这个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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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首届金像影后，却想转型

1982年，惠英红凭借出演刘家良执导的电影《长辈》，获得了第一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那一年，惠英红才刚满21岁。领奖之前，她甚至没有想好上台讲些什么，“我拿奖时，每个月的收入还是500元。当时觉得，奖杯要是金子做的就好了，我妈最开始死活不同意我做演员，我和我妈说过，我一定能红，我一定能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后来刘家良导演知道我家里真的很穷，就帮我极力争取，要求邵氏给我涨薪，开始公司说你签了合约，不能涨，幸好当年是我姐瞒着我妈去签的合同，等于合同无效，于是公司没办法，问我想要多少钱，我说那就5万。”从那时开始，惠英红才过上了不再拮据的生活。

得奖后的惠英红逐渐成为邵氏的当家动作明星，但是她其实更盼望能够多一些戏路。“我不甘于每一天打到全身伤，打戏很让人崩溃，我每天睁眼就是打，第二天还是打，要不就是被打，我永远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不用再打了，没有尽头。但是公司并不愿意冒险让我拍其他类型的片子，他们怕我拍完别的，打女的形象就没了，怕我转型未必会成功，会影响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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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片没落没戏拍，差点自杀

伴随香港武侠片的落寞，已经被定型为“打女”的惠英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事业低谷。“第一次金像奖后，你说我是不是全香港最红的呢？我敢说是，当时我的每一部戏都是全香港最卖钱的，但是武侠片跟艺术沾不到边，人家认为我是武行，一批新导演出来后，没人拍武侠片了，我从一个最红的演员，一下跌到谷底。老导演不再拍新片了，新导演都拍文艺片，他们不认为你会演戏，即使给你角色，也都是小角色。说实话，我都是演主角的，但找我的都是女三、女四，我整个人疯了，我想：有没有搞错啊，为什么会这样？那时，我的情绪出现了问题，开始不愿见人，越来越封闭自己，越来越讨厌自己，好像有一两年我没再照过镜子，每次一看镜子就害怕，觉得丑，自己没用，是废物，负面情绪很强。”

惠英红因此得了抑郁症，情绪失控时，曾一度吃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姐姐及时发现，救了过来。“后来我想明白了，作为一个演员为什么要计较角色的大小？另一方面，我也拗不过电影市场的变化。”在亲友的鼓励下，惠英红低调复出拍片，同时加入了TVB，不再计较角色，重新再来。2010年，她凭借电影《心魔》里母亲一角再获金像影后。

拍《幸运是我》初衷——

“错怪母亲20年，我很内疚”

最近很多人都说，因在电影《幸运是我》中演绎了患有脑退化症的芬姨，惠英红可能要拿到第三座金像影后了。但是在她看来，拿不拿奖不重要，她更想通过这部电影，表达对母亲的愧疚和歉意。“我妈这一生其实很苦，她年轻的时候一直没享过什么福。等我有条件可以让她过好一点的生活时，她还是过得很拮据。尤其从我妈50多岁开始，我发现她的个性变了。但是当时并没有多想，包括她经常迷路，12点她就该回家煮饭，但是到了下午三四点都没有回来，打她朋友电话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她也不说自己迷路了，就说‘我不知道自己去哪了’。”原本，惠英红没有注意到这些，有一次警察把她的妈妈送回家。“看过港片的都知道，香港警察巡逻，会在固定的地点记录一下时间。那个警察签到时看到我妈从这边马路过那边马路，再从对面马路回来，走来走去，他就觉得很奇怪，但也没管就走了。三个小时巡逻回来，发现我妈还在。他就过去问：‘阿婆，你干吗？’我妈妈当时说‘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我很想回家’。后来警察把她送回来，门一开，我妈看到我就像看到了救命稻草。警察也认出我，就说：‘惠小姐，你把你妈丢到哪里了？你知道你妈刚才干吗了？’”

即便是那个时候，惠英红都没有意识到妈妈生病了。“我当时很生气，说她为什么要故意这样整我。因为那个时候她性情大变，屋子也不收拾，自己吃没吃过饭也经常忘记。我们只是以为她是老小孩。”

直到妈妈70多岁的一天，突然在家里晕倒。“医生检查发现，她有很严重的老年痴呆。我说怎么可能，她才70多岁，是不是因为摔倒摔到了脑子。”之后，惠英红找了专家给妈妈看病，“照核磁共振，头那么大，可脑子才鸡蛋那么大小。我看到之后整个人傻掉了。我当时真的想杀了我自己，眼泪哗哗哗地流，全身抖。我回想这些年，我妈变成这样我都没发觉，两个人还因为这些关系变得那么差，所以我很内疚。”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