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改革创新关键在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2018年8月23日，由亿欧公司主办的“医健新势力”GIIS 2018第三届中国大健康产业升级峰会在北京万达文华酒店成功举办。本次峰会分为上下场，就民营医院、诊所、消费医疗、互联网医院、医生集团、健康管理等议题，携行业人士一同探讨新机遇下大健康行业的发展走向。

出席本次峰会的嘉宾包括银川市卫计委主任马晓飞、乌镇互联网医院院长张群华、天亿集团联席总裁王琳、星创视界集团董事长兼CEO王智民、新氧创始人兼CEO金星、妙健康CEO孔飞、杏仁医生CEO马丁、拜博口腔CEO朱正宏、美维口腔创始合伙人兼CEO朱丽雅、名医主刀创始人兼CEO苏舒、唯医总裁郝婧、微脉创始人兼CEO裘加林、泰康在线健康险事业部副总经理龚巧、中电健康基金合伙人王晓岑、厚新健投管理合伙人汤珣、道彤投资合伙人黄宁、重山资本创始合伙人孙超、亿欧公司副总裁高昂、亿欧公司副总裁兼亿欧智库研究院院长由天宇等。

会上，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发表了《摆正公私医疗的位置》主题演讲，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1、政策没用，趋势没用，但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很关键。

2、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的绩效测评是越来越准确和科学的，越容易测量的产品越容易标准化，越容易标准化的产品越容易市场化。

3、对于医疗来说，我们要很关注的是适应流动性、去单位化和个人声誉机制，这个是针对医生的。在互联网发展之前医生的培养严重依赖单位，个人声誉的建筑也严重依赖单位。但是互联网带来的结果是单位越来越不重要，好多医生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朱恒鹏现场演讲实录（有删减）】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就直接进入主题，今天的题目是摆正公私医疗的位置，我实际上十一点半才把这个PPT改完，后来看了一下参会嘉宾有一些针对性，我就和大家交流一下这个主题。

首先先介绍一下对政策的看法，因为我本人就是研究医改政策的。简单地讲一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体制对很多事情的影响很大，也是我们很难改变的。比如像文化传统，中国人是信中医的，当然我这么说不是说我不信中医，我不是中医粉，但也不是中医黑。

我只是想以这个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欧美国家没有中医似乎医疗也不是个缺憾。但是中国有中医我也不是说它不好，只是说中医这个文化传统对于中国人的医疗需求其实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看得出来，文化的影响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大家都不满意，比如说今年年初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最近前段时间的疫苗事件，很多人会很简单地回答原因，体制的问题。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个万能答案，把所有的问题归到体制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这是个很正确的答案，而且显得你这个人认识很有深度。但事实上体制的问题和你我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是在一起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疫苗的问题是不是体制的问题？是。那么它反应了体制的什么问题呢？它反应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第一个传统是中国人特别信任和依赖政府，我们一出事就让政府管，但其实我们大部分有些是政府管出来的。

但是你不要说政府不好，官员不好，因为是你要求他管的，他也出来管了，但是他的水平和他的能力真的管不好。换成你管的比他还烂，或者一样烂。我们一直缺乏一种很深的对政府怀疑的精神，特别我们缺乏一种共识，能不让政府管的事情不要让政府管。这次疫苗要不是有些媒体及时地把武汉长生也拉出来，这次疫苗很容易变成什么，疫苗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山东疫苗事件出了以后，疫苗就是国有医疗机构采购，国有医疗机构注射。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上，第一特别依赖政府，政府既然被依赖就得干，但实际上它的能力干不好，越干越烂，越烂大家越要求政府管，然后就会更烂。我们摆脱不了这个传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问题。这个话题太大，我不展开讲。

政策的问题，我这儿特别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政策有没有作用。我作为一个政策研究者，原则上很简单，政策没有用。分开讲政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些不靠谱的政策在短期会产生扰动，把一个很顺畅的事情掰弯，给耽误了，这就是不好的政策作用。

当然有人会问会不会有些政策不好，恶劣到一定程度，整个把方向给扭转了？本来欣欣向荣的一个局面，本来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局面，因为一项政策彻底把方向给扭转了，不会，政策没有这种结果。

反而把方向扭转了的和我下面要讲的一样，不是政策的原因，是后面一个更大的因素，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体制。政策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一旦发生转向，这个转向肯定是主流群体的想法，没有主流群体的支持，再强势的人都扭转不了方向感。也就是说方向性的变化肯定是代表着人民群众，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我们不信任民营企业，不信任个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无商不奸，一旦出现方向性的扭转，那都是自找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红黄蓝出事的时候我们就担心，大家还记得今年还出现一个事吗？网上群起攻击联想，供给柳传志，联想不是有问题？有问题，柳传志是不是帮了柳青垄断？不清楚。联想是不是电脑质量不好？不知道。联想是不是美国卖的比中国的价格高？存在。特别担心打柳传志和联想为名下面就打民营企业。先整奸商再整民营企业再搞公私合营再有国有制，每一步都带有人民群众的呼声，背后方向逆转了就不是政府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的声音了。一个错误的政策会短期的掰弯一个方向，不是扭转方向。

还有一种情况有人会讲一个伟大的政策把方向掰对了，产生了伟大的效果，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怀念邓小平，特别昨天。怀念朱熔基，他们当年很伟大的政策，其实也不是。一个发挥了很大作用的政策是他正好适应了我今天要强调的第二条，和趋势隔开。再伟大的领导既不能扭转方向，也不可能改变潮流。伟大体现在当时出现的政策和趋势吻合了，今天给大家讲的很大的问题是要判断趋势，政策短期会起作用，长期起作用的是趋势，判断趋势是对的，大家都承认这一点，趋势不好判断。

我给大家讲三个方面的趋势，有容易判断的，有不容易判断的，但是是很关键的趋势。第一个就是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人口趋势的变化带来的趋势基本不容易扭转，除非出现重大的战争或者自然灾难导致人口数量或者结构出现重大变化，否则人口趋势几乎是不可扭转的。大家想一想咱们从现在放宽二胎、三胎，随便生，我们什么时候能解决老龄化问题？大家知道年轻人的数量决定了劳动力的数量，决定了消费。人口趋势是很难扭转又是极为稳定的，人口趋势是一个长期趋势。人口趋势的分析比较专业，但人口趋势相当稳定，恰恰是人口趋势代表着大趋势中最容易预判的方向。

第二个趋势就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个真是一方面是国家的技术和知识储备，但是在座的嘉宾在过去这十多年、二十多年，我们真的体会到了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变化。我经常讲这一点，为什么我说政策没用，趋势没用，技术进步很关键。

咱们好多过去四十年的辉煌成就，或者在座的你我，我们这代人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在人的世界历史上很难得的一代，为什么难得？我们有四十年的时间看到了别人用三百年看到的变化。我是1969年生人，我的小时候吃饱是个目标，我考大学的时候不种地是个目标，从来没想过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我高中的时候考大学的一个目标是，考上大学了老师不管了，能够自由自在的看《射雕英雄传》了，大家今天觉得这个要求太低了，当年就是这么想的。

但在我们这四十年，我们都超预期了，有房有车，刚开始还能放开吃，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能放开吃了。都没想到，我们三四十年看到如此高速的发展，中国这四十年的确，学别人的容易，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四十年没折腾，好好的搞经济发展进步快。

这里面改革的作用不大，政策的作用不大。比如说在座的有没有印象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北京装一台固定电话五千块钱的出装费，等三个月。当年的中国电信之牛你是难以想到的，我那个时候调研研究国企改革，中国电信的一个分支老总那个夸张，那个跋扈，那个生活消费之奢侈和糜烂。

我们那时候调研沾了他们的光，整个感觉肚子太小，要不然一天八顿饭是没问题的。当时中国电信是这个程度，交五千块钱等三个月，朱槠基当时觉得中国电信价格太高了垄断不好，朱总理再建一个  中国电信阻断竞争。中国电信横到什么地步？直接和朱总理说中华大地上不允许出现两张网，你们很难想象一个副部级领导和总理这么说，不允许你干。你更想不到的是朱总理这么强势的总理不让建就不建了。

朱总理很艰难的把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分出来了，又扶持了中国联通，移动是技术进步不是改革。到2004年的时候，固话业务也一定的亏损，老中国电信已经破产，如果是民企就完了，它是央企是共和国长子不能让它破产。温家宝当总理了，温家宝的规划是中国移动已经很厉害，叫过来说你大哥不行了，养活不起自己了，你得养着，中国移动出了三千亿把中国铁通买下来送给大哥，你那套固话业务玩不了，送你一套移动玩玩。

大家有没有发现，朱槠基就没有解决固定电话改革问题，已经不需要改革了，固定电话没了。然后温家宝和中国移动做完这个工作以后，不错，你养着大哥，咱们再商量第二个事。你这个长途漫游费太高了，人民群众意见很大，降一降。这就是移动通信改革，降漫游费，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温总理讲你刚让我出三千亿养大哥，你又让我降价怎么活，漫游费是不能降的。温总理怎么办呢？

不降就不降，有什么办法呢，没什么办法。你觉得总理这么弱势，这个是我提醒大家研究政策的时候，千万别简单地去想，一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好。应该怎么办的事情简单了，在座的好多都是为人父母，孩子应该干吗？好好学习，别打游戏，不要交坏朋友，如果大家都这么听话，父母就太好当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和孩子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都懂，但他就是不听。所以当总理和中国移动这么说的时候，当朱槠基和中国电信这么说的时候他也懂但他就是不听，那他们是不是坏人呢？他们不是坏人，你去了你也会这么做。大家要了解政府决策的话，我不建议你们看书，看书太累了，我建议你们两个电视剧。

一个是英国人拍的《是首相》，你看看英国人是怎么把部长和首相玩的团团转的，另一个是日本的《官僚的夏天》，讲的是日本的官僚怎么把部长首相玩的团团转的。你会觉得很有意思，这两个电视剧看完之后都不是虚构的，真实的带点夸张的，现实真的是如此。因为我研究过去改革八年，研究医改十三个年头，接触这么多领导，我就知道处长和司长的作用很大。所以政策往往不是应该怎么做，处长、司长、部长挡不住知识进步，一个很横的中国移动，一个很横的中国联通，都没挡住马化腾的微信。马化腾的微信起来了，我就不再向你解释了。

2017年两会克强总理在两会上很自豪地宣布，今年我们取消漫游费，你注意啊，不是降低漫游费，是取消漫游费。李总理讲完以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反应很平静，人民群众反应也很平静。我的一个学生问我老师啥叫漫游费？我说你不打长途啊？他说我打长途啊，我说你怎么打？微信语音啊。我说那个不用漫游费啊。我说我跟你讲，当年我们打手机是双向收费的，他说你别闹了朱老师不可能，打电话两边要钱怎么可能。我第一反应是我老了，他竟然不信有双向收费这个事。

所以你会发现技术进步在商业模式创新，把好多改革改不了的事情，三个总理完不成的事情一个马化腾完成了。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这个影响是最大的，但是当人口结构变化的时候，这个技术进步和商业创新在企业家脑子里，哪个能成功哪个不能成功说不准，真的很难预测。马云说我多厉害，其实当年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肯定说他是蒙对了。今年年初之前谁敢说远程会失败？会出现问题？这个影响很大但这个趋势不容易判断。

第三个趋势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趋势，随着收入的增加，人的消费模式会发生变化的，这个与品德无关。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我小的时候父母和家长的教育是不能浪费粮食，所以我从小形成的特征就是桌子上有多少饭全吃光。饭量不取决于肚量，取决于桌子上有多少饭。不浪费任何一粒米。

慢慢的我的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坏处，我体重最高的时候100公斤，后来我的同事说你的生活方式不对，桌子上有几个菜你都吃光，我说不能浪费啊，他说你吃了高血压再去锻炼不叫浪费吗？人岁数大了得坚持学习，老了认为自己是专家是错的，下面我还讲一定要向年轻人学习。我反思的结果现在勇敢地剩饭了，我勇敢地跟我父亲讲你看着我我也不吃，原先父母给你做多少饭全部吃光，长母赐不能辞，我父亲说你变质了，你腐败了，老端端的饭倒掉，我说不倒掉怎么办呢，不是我吃掉就是你吃掉，而且剩三天你都吃，我再回来给你看病。

我讲这个大家听着挺可乐，但是你会注意消费结构的变化。讲早医疗上就很明显，八九年代之前我们对医疗的需求是什么？有病可医，有药可吃。所以在八十年代之前，医院接生母子平安就能她到金旗，所以现在好多老大夫怀念当年，他总是说你看我今天的技术和当天也一样，也母子平安了，怎么连个谢谢都没有，还骂我。

十九大报告已经说的很明确了，他们没有认真体会，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我们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态度不平等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当年母子平安不在乎你的态度，现在母子平安不是要求，我们要的还要有好的服务，你别拿老观念来母子观念就不错了。随着收入的提高，大家对品质的需求会越来越高。

这就是今天我们一方面大量的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我们大量的海淘走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问题？人的收入水平只要上去，人只要惯坏了，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然后就下不来了。

由此你就理解为什么有的价格在涨，原先能够买得起茅台，但是喝茅台的多少人，现在能够买得起和喝茅台的有多少人？原先喝得起茅台一年喝一次，现在慢慢的喝不了半年就培养出除了茅台酒其他酒都不好喝的概念，因为事实就是如此。第三个趋势就是要关注随着收入增长，当然也包括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要关注趋势。

给我的题目是摆正公私医疗的位置，我想了想让公立医院摆正位置这个事情你们想多了，不可能的。那么数据告诉大家，在过去新医改的八年来，公立医院的病床越来越多，住院的人数越来越多，我们的公立医院真正实现了卫生经济学上说的最恶劣的一个局面，有多少病床就有多少住院的病人。

下面大家看美国的数据就知道，中国的住院率真的高了，北京户籍人口的住院率只有10%，北京一百个人有十个人住院，全国是十七人次，肯定高了。因为北京人住院不难的，为什么北京人比全国平均要少七个人住院？北京的老龄化比别的城市高，因为北京的公立医院管的好，这是扯淡。

北京的公立医院很挑客，因为北京的公立医院一天收费一般都是三四千，像埠外这样的一天收费将近一万，埠外的一个病床将近一万。所以一个北京普通的轻病患者一天是八百块钱的医疗费用想住院，北京的医院告诉你回家待着去，大家想想我一个床位排着队，一住起来一天就是八千。

北京人说八百能不能住，肯定让你回家。北京的医院是不收轻病人的，开饭店的都知道，我等着点鲍鱼，你等着点土豆丝，你说饭店先安排谁？北京老百姓轻病也不住院，北京老百姓素质高也是扯淡，北京的门诊报销上限是两万，门诊都能报销谁还去住院，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北京一百个人只有十人次住院，全国竟然十七个人住院，这就是我说的公立医院给你挑患者。

摆正公立医院的位置，王总给我定了这么个题目，我就给大家讲讲一个公立医院的心声你就知道没法摆正位置了。前年我去一个沿海城市最好医院去调研，他那个院长是一个外科专家很厉害的，我跟他交流分级诊疗问题，我一般和院长关系处的还可以，据说百分之八九十的医生对我不满意，但是大部分的院长对我很满意。好多医生竟然和我说，哪天你病了，我说你歇歇吧，我肯定会找医生，但我可以不找你，你没有意识到你没有垄断地位就敢和我叫板。

这个院长和我这么讲，他说朱老师我和你讲一讲你就知道分级诊疗怎么难了。他说我2012年当的院长，前头的院长当了8年，现在是卫计委主任，我们医院在他任上有五百个床，现在有三千个床，现在不到一亿，现在将近三十亿，在他任上2006年以后我们员工平均收入年增幅22%，2012年他当了主任，我当了院长了，我们现在是三千五百张床，一年四百四十万门诊，十五万住院，七万多手术。

他说我作为一个外科专家非常认同你们的看法，五六十个门诊不需要在我三甲医院做，十五万中至少也能分出去六七万，手术七万多也有三万不需要我做，一个阑尾炎和疝气也要我做，分级诊疗是对的，至少可以分出去一半的门诊和住院。

但是我作为一个院长坚决反对分级诊疗，你看老院长给我留下这么一份资产，员工每年收入增长22%，员工平均收入24万，他说我一当院长就和大家宣布，在我任上咱们门诊减少一半，住院减少一半，估计我会是什么结局？我说你讲到一半就被打下来了，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老院长带领我们收入翻了两番，你带领我们不但收入不增加还裁员，门诊减少一半，住院减少一半是不是得裁员？他说所以我作为院长我即便达不到年均增长22%，我也至少让同志们每年收入也得增加10%。

然后你们让我说公立医院怎么摆正位置，院长告诉你了，作为医学专家支持分级诊疗，作为院长不支持分级诊疗。他是连门诊都不能让给大家的，因为三十四个门诊出一个住院这几乎是标准的病历，门诊一下降住院就下降，住院一下降病床一空，大家知道每天一开诊水电气网所有的支出是固定的，医院不是政府单位。

医保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讲了，医保形式不好大家看出来了。现在参加养老保险的人中好多不参加医疗保险了。医保的收入增长速度在下降，支出增长速度也在下降，公立医院现在在嗷嗷叫了。

大的趋势从国际上讲我们就看到，第一句话我不用解释慢病成为主要疾病，这个大家都体会很深。第二个我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就是随着慢病成为主要的病种以后，人类越来越反感是病就住院，我们现在住院是没办法的，大家想如果能在社区解决和在家解决谁愿意去住院？北京人告诉我们了，如果能在家里解决，只要医保报销我干吗要去医院？

第三个这个与在座的没有关，不同的医疗服务不一样，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的绩效测评是越来越准确和科学的，越容易测量的产品越容易标准化，越容易标准化的产品越容易市场化。

我讲一下医疗个人的体会，好多外科大夫就觉得所谓医疗那就是真正的科学，刀到病除这个没有半点含糊的，外科大夫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科学，内科大夫的认知要比他好一点。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白色巨塔》日本的，就反映了内科和外科大夫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医疗很大程度上不是治病的，而是让老百姓满意的。如果你去看文献，医疗对人民的贡献很少，很多人觉得不会吧，这是真的。人均寿命贡献最大的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贡献最大的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说起来就几句话，管住嘴，迈开腿，不吸烟，少喝酒，不要泡吧。

医疗最大的本质的确是偶尔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永远是安慰。这个解决了医疗的态度和医生的情商，很多病不是治好的，不治自愈的占多大比例？不需要治都能治好的病，但是他来找你治了靠什么给他治好？道理。有很多病是谁都治不好的。这个我讲的90后这代人他的需求特征和变化，比如说他对品质的要求，这代人对价格相对来说不那么敏感，对品质要求更高。

这代人还有个特征，在座的80前是写信的，写完一封情书女朋友收到读完当即回信再收到，这代人的快乐是要一个礼拜的。这代人不写信，一个微信发过去就得回复。从挂号的阶段开始公立医院就开始出矛盾，住院别挑这些事，出院的时候病好了就行了。我挂号的时候态度不好干吗打我，这个态度不好我就要打你，等到半个月才接到信，等到出院才看结果，他们不等出院的。这个需求影响很大。

现在技术进步的确带来了很大影响，关键是所有的这些我想大家都看得到，但是我想怎么利用。这里面知识外溢，差异化需求定位我想大家容易理解。

但我觉得对于医疗来说，我们要很关注的是适应流动性和去单位化和个人声誉机制，这个是针对医生的。在互联网发展之前医生的培养严重依赖单位，个人声誉的建筑也严重依赖单位。但是互联网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单位越来越不重要，好多医生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政策我就不给大家展开讲了，只告诉大家几句话。第一国务院克强总理和孙春兰总理对新型医疗模式互联网医疗非常支持，五十天俩总理跑到一个地方都看一遍，这个态度还不叫支持，那啥叫支持？第二处长和司长和他们的想法不太一样，前面也讲了，也别指望处长和司长的观念有太大的调整，人过四十不学艺，在座的你我很容易越来越僵化。我前面讲的人老了最认为自己对。第三句话总理也罢、司长也罢、处长也罢，都不会给你点出一个商业模式按照这个走，说实话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只是给你放开了，至于成与不成，那都是你的事，他们帮不了忙。各种商业模式都要探索。

家庭医生这个越来越关键，这个好多人没有意识到他的作用。我前面在讲十大趋势中，大家注意相当一部分都是需要家庭医生团队来协助的，或者来完成的。专科医生他干的事是构建合作，对于我们现在或者在座你们的目标群体来说，很多人其实看似你缺的是专科医生，很多时候缺的是家庭医生。

也就是说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在看病难、看病贵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家庭医生，以我认识的院长和大夫找专科医生并不难，但是找了专科医生往往一个专科医生到了他那里，他最后告诉我的结果不是我的问题，我再推荐你去哪一下吧，然后又去了一下，不是他的问题，我再推荐你去一下吧，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家庭医生这个业务我也不知道成熟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但是它是现在好多人最需要的，即便是专科医生家庭医生都可以导流，也是很重要的。

咱们现在所谓的社区向医院的绿色通道也是蒙着来，社区把患者推到医院去，可能朱总熟悉这个声音，我们三甲医院的专科大夫或者大牛，一天看一百个号，他经常会告诉你其中七十个八十个，有五十个都是社区可以看的，剩下的三十个也不需要我这样的大牛。由此大家就知道第一家庭医生多重要，第二家庭医生给专科医生导流多重要。

我今天上午花了心思在考虑这个事情，我一看参会的很多嘉宾本来就是做民营医疗的，也有做创业业务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很热，但是这个案例中，远程视界我是关注的。我当时是很可惜，如果这些企业出了问题，因为我们看得到的县级医疗机构太弱，但是广大的农民需要县级的医疗机构给他提供服务，一些像眼科这些标准化程度很高，很容易发展的科室，如果设备引进与学科共建，能把农民留在县医院，既把当时的县医院发展起来，又降低农民的医疗负担，又解决农民的医疗需求，又完成政府的分级诊疗业务，这个模式很不错。但是问题出在哪呢？

在座的你们可能是专家，我自己一个浅显的认识，感觉到这是民营医疗的优点向缺点恶化了。我个人的判断，因为我看到了长租房，两个模式有类似之处。在市场推广过程中快速的市场开拓和精耕细作产生了矛盾。

学科共建导流对医院形成稳定的现金流并由医院支付这个租金也罢，偿还一个本钱和利息也罢，这个是需要精耕细作的，结果是市场推广部门推广的越广，拿到的钱越多。运营的部门要把医生沉下去，要把当地的医生培养起来，要把农民留下来县级医院，让县级医院盈利不断增长，并还清业务收入，这个工作很艰苦。那边高价卖设备是因为现金流高，这边培养医生导流慢，公司开始出现问题。这个过程中一旦营销又做出了几个烂项目，形成极大的，雪球滚大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然后明知道要死，宁可明天死也不今天死。

医疗是个慢工夫，这个模式在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医院发展好多标准化方面应该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一看它完蛋了，蓝海也进入裁员了，一旦进入裁员再往回转就不好转了。好多中西部地区财政是给他投了钱，有设备就是没医生。我去调研的时候感触很深，一个人的父亲是脑血栓，他们说可以到那个医院做手术，院长说我们有机器，处长带着他下去了，下去了院长还得忙活把设备从仓库拉回来，这个设备给我们买了我们一直不会用。我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这样的设备下去了，如果医生再下去或者至少县里的医生教好，县里的医疗能起来，为什么会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想大的趋势和政策我们都知道了，看具体的商业模式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也清晰了。但是走到一个点上怎么走偏了，走歪了，我想这个其实是需要判断，有时还是需要决断力的。我准备这页片子的时候，其实考虑今天来的嘉宾，好多恐怕也是在这个环节，而且咱们国家今年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

比如说我们现在前几年大家觉得很多热钱下半年是不是会出问题，资金链会不会出大的问题，这些趋势性的东西大家要判断清楚，政策越来越明朗，趋势越来越明朗，但是自己如果走歪了，或者定力不够，那会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最后我很喜欢用这个片子告诉好多人，当然也包括我的同事们，这个片子其实告诉我们很重要道理。我们形成的教育观念是相信努力就会有回报，但其实不是，努力的回报不大，看对路的回报最大。在关键的电上有定力或者有决断力，比努力的回报大。

我经常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2006年你有一百万闲钱，有两个投资方向一个叫炒股一个叫买房，不过你买了房不用努力，如果你炒了股再努力也是白费。所以其实努力不是最重要的，看对趋势做对事，在关键的时点上有定力或者有决断力，这个更重要。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