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益说（Moralization），艺术学-戏剧学-戏剧批评，源自古希腊思想家对诗的要求和规定，不仅是西方美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也是戏剧批评领域的重要概念。柏拉图在《理想国》（卷十）中提出了“驱逐诗人说”。他认为，荷马作为模仿者只是影像的制造者，其作品与真理隔着3层，因而没有人“因为得到他的教益而爱戴他，把他的生活方式留传到后世”。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反对其师对“诗人”的指控。与柏拉图将焦点对准史诗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述的主要是戏剧诗。他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普遍性的事”不是个别的、具体的，而是普遍性的，是真理。亚里士多德不但建构了戏剧诗与真理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指明戏剧能够给人以“教益”。亚里士多德之后，通过阐明戏剧与真理的关系，从而间接地证明戏剧能够给人“教益”的集大成者是G.W.F.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诗（戏剧是诗的最高形式）与宗教和哲学一样，也是把握“绝对理念”的方式。他认为真正具有悲剧性的作品是“揭示永恒正义”的作品，在最高的意义上属于“把握真理”的一种方式和途径，而“把握哲学真理”就是最高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