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语是一种早期的突厥语。2018年，《自然》（Nature）刊发了哥本哈根大学Peter de Barros Damgaard团队的论文“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欧亚草原的137个古人类基因》），首次使用分子人类学技术研究欧亚草原古代人群的基因流向与语言扩散。认为早期的突厥语是匈奴人群的主要语言。现代突厥语的差异是由于多次突厥语人群迁徙所导致的，这些人群与各地人群融合，形成了突厥语的不同分支，这一过程以伊朗语的萎缩为代价的。从语言上讲，白鸟库吉是第一个借中国历史记载中的零星资料企图将匈奴语言归类的学者，但是他自己也游移于突厥和蒙古两种可能之间。白鸟的结论早已被后来的阿尔泰语专家否定，他的研究无非表明突厥和蒙古等阿尔泰语曾经从匈奴语中继承和吸收了不少词汇，但不能证明匈奴语属于两者之一。例如冒顿单于之名一般被认同为北朝隋唐出现的突厥语“莫贺咄”，也即外蒙首都乌兰巴托（红色英雄）之“巴托”和清代常见的“巴图尔”称衔。但是该词在阿尔泰语中并无完满解释，反而在伊朗语中可以找到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