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于历史发展变化以及人事应顺应这种发展变化而变通的理论学说。《易·系辞上》:“化而裁之渭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唐经师孔颖达疏:“言易道若穷,则须随时改变。所以须变者,变则开通得久长。故云通则久也。”这种穷变通久的哲学理念被史家加以运用,将其发挥为一套用发展变通的眼光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史学方法论。汉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史家的职责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强调史学要研究天道与人事的相互关系,总结历史变化的原因和古今人事兴衰的经验教训。《史记》正是太史公本此精神为后人留下的史家绝唱,其创制为后世历代史家所垂范。如清人赵翼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廿二史札记》)为贯彻通变精神,历代各种体裁的史著常冠之以“通”字命名,如刘知畿的《史通》、杜佑的《通典》、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