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告性是我国第一代新闻学者论证报纸特点时使用的一个概念。邵飘萍曾使用这个概念，指出：“报纸之性质，在有‘公告性’。”(《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但对公告性进行论证的是戈公振。1927年，他根据德国报学的研究成果，认为：“报纸之公告性，即消息传达之方法。故报纸之成立，即在公开性质可以证明之时。”(《中国报学史》第7页，新闻出版社1985年)他将报纸与私函、公函进行了比较，同为传递信息之方法，但性质不同。私函只是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公函的接受对象是特定的，而报纸的对象是社会，“由斯言之，报纸之公开性质，即报纸有公告性之一语，其义甚明。”(同上，第8页)但是，并非凡是带有公告性的就是报纸，需要对报纸的公告性作一限定。戈氏进一步说明：“若用社会学之眼光，解释公告性之意义，所谓公告性者，即对于多数民众或者至少对于某些特别关系范围，用认识行为、借交通之媒介，如言语文字之类，行价值的决定及意志决定之精神公开是也。”(同上，第17页)在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中，“公告性”曾受到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