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本土化论争(debate on localization of mass communication) 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主张始于1982 年施拉姆的中国之行。在学术演讲中，施拉姆与余也鲁均谈到了中国传播的悠久历史，鼓励中国学者积极运用西方的传播理论，对中国传播问题进行研究。随着对传播理论有了深人的了解，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内地学者认识到传播学本土化的必要性。1993年，孙旭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文章指出，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就是要通过大量挖掘中国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中关于传播方面的财富，创造出集东西方文化之大成的传播学。他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争论，在1995年第6期的《现代传播》上，李彬指出这种本土化的主张本质上恰恰显示出了西方话语的支配性，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的经验未免有些不伦不类;王怡红则认为在对传播学没有进行深人了解之前，提出本土化为时过早。针对以上两种观点，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一书的序言中予以回应，他认为“一部分人可以继续从事翻译、评介西方传播学，或按照其基本思路和方法研究下去，另一部分人可以从事‘本土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