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处在尴尬的转变过程中 我坚持不合时宜

王小帅柏林获奖

　　2月17日，柏林电影节闭幕，王小帅获得最佳编剧奖。记者在柏林对王小帅的专访，提供的是对中国电影产业化未来的另一种观点。

　　中国电影此次被选入竞赛单元的有王小帅的《左右》和香港导演杜琪峰的《文雀》。《左右》是一部家庭伦理片：妻子离婚后带着孩子与他人重组家庭，却发现孩子得了白血病，拯救孩子的唯一途径是与前夫再生个孩子，用新生儿的脐带血来救孩子。《文雀》的故事很难叙述，或者说，这根本不是一个故事，而是杜琪峰对香港的一种记忆。《文雀》里杜琪峰的怀旧、伤感和徘徊，是欧洲媒体和观众所不能理解的，这部清新小品在英国权威电影杂志《Screen》上的评分不高。但《Screen》给《左右》的评分一直处于中上，《好莱坞报道》在电影节期间每日印刷《每日好莱坞报道》，则称赞王小帅的导演技巧高超，把肥皂剧的情节巧妙建构成一部尖锐的电影，而演员的演技则“像钻石一样熠熠生辉”。

　　《左右》的文学气质的确很浓，王小帅敏锐地抓住了中国人平静家庭生活下暗藏的潜流，有强烈的独立思索气质。但限于预算规模，电影技巧的缺乏和制作粗糙使这部电影无法成为中国的《美国美人》，但在注重人文气质和知识分子立场的柏林，这并不算了不起的过错——58届柏林电影节一边打出“有头脑的奥斯卡”的旗号，将巴西、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尽收麾下，一边又为招徕一流明星增加报道版面和收视率绞尽脑汁。事实上，今年柏林的红地毯可谓星光闪耀，尤其是摇滚明星，从滚石到麦当娜一应俱全，完全可以同时为非洲举办一场赈灾义演。当然，代价是以有他们参加的电影作为开幕片、全景单元影片或者青年论坛单元影片。只有《另一个波琳家女孩》例外，这部情节和对白堪比《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竞赛片为柏林带来了娜塔丽·波特曼和斯佳丽·琼森。媒体观片会上，此片引起的嘲笑声不断，但同时不影响放映结束后各位媒体从业人员争相抢向红地毯。

　　电影节政治是每个电影节都要面临的问题，尤其在好莱坞电影不断扩张的当下。欧洲观众依然热爱电影，电影宫旁的售票点，清晨7点便已排起长队，很多人甚至带着沙滩椅和毯子睡在当场以便抢购。但老欧洲引以为豪的人文电影传统正在衰退，欧洲各大电视台对第三世界国家电影收购的价格连年下降。一部《罗拉快跑》让德国导演汤姆·提克威已经名列德国电影博物馆，但他也不得不拍摄《香水》这样的好莱坞式传奇大片来救市。各位来自东欧、南美、亚洲的以人文追求为第一目标的导演在柏林享受了红地毯和三四场满座观赏的待遇后，回国后无一例外还是要思考国内的票房问题。王小帅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银熊奖对他来说，最大的现实意义，除了电影在欧洲的市场，便莫过于为接下来3月份的国内上映造势。

　　三联生活周刊：在柏林之前的一个年终论坛上，你站起来说，希望像你这样的导演能够在目前的电影院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现在，你觉得你找到自己的位置了么？

　　王小帅：我觉得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很尴尬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电影在商业片和大片的运作上其实也是刚起步几年，从政府的角度，他们看到了电影可以挣钱的现象，而以前没有。因为他们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控制权，要大规模地做一件事情其实很快。可是，同时，电影的多样化、层次分得更细的一面怎么办？我知道这么大的国家，消费者的情况参差不齐，这么大的国家，总要走一段回过头来看一下，当然这个阶段是必然的。在改革的阶段，没有精力去顾及，同时两手抓，一定是先走一条路。像我这样的导演，没有及时进入做大片的这样一个行业的话，其实是自我牺牲。我在坚持一种东西，我坚信某些东西不是没人看，不是没有票房，只不过是因为某种声音掩盖了这种东西。使大众的东西被吸引到一个层面去了。我想，肯定在未来，完全放手市场化的局面，一定也会有一些改变。

　　三联生活周刊：在柏林电影节上，我看到完全不同于国内的景象，平民百姓裹着毯子睡在售票处的地毯上等候售票处开门，而柏林电影节的电影完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票房炸弹。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王小帅：趣味不一样。中国人可能会觉得，他们裹毯子去看的一定是美国大片，但事实上完全没有。在一个特定的背景下，会形成语言系统，这种语言系统会成为显示你知识程度和社会阶层的一面，变成一种社会生活。柏林电影节在欧洲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活动。中国电影现在还没有从这个层面上去想：电影对自己、对社会文化的丰富程度。

　　我第一次带电影跑电影节的时候，20多岁，那时我在想，4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继续铺垫自己的路，这必须要靠时间。你只要拍戏，他们就会通过一部两部片子慢慢地熟悉你。我是老黄牛那样，一步一步走。回到了国内，反而会发现找不到合适的土壤。我现在作为个人可以尝试转变，我去拍商业片、大片，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会想，未来的10年，在中国，是不是也会慢慢地培养一些土壤？现在我看不到。另一种力量太强大，已经强大到不可能让我们开口谈这样的空间。但是独立电影走到现在，已经积累起了一定的数量，而且各有成就，获奖很多。我认为这些电影给中国电影填了一份表格。

　　三联生活周刊：《左右》在电影节上获了奖，但据我所知，在国内找资金的过程并不顺利。你在找资金时遇到了什么问题？

　　王小帅：我遇到的是沟通的问题。很多投资商会希望片子能这样或能那样，其实主要还是关于影片的方向，是娱乐性更强些还是弱些。这些都出于对票房的预期，而一旦对票房的预期出现后，就没有什么别的路可以走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票房和电影艺术本身的追求是矛盾的么？

　　王小帅：我们这一部分电影是存在矛盾的：我们的投资非常有限，这样的片子能不能加入大系统去炒作，大的环境不是唱戏的时候。我在寻找一种结合点：能真正在深入的程度上寻找到结合点，极端商业的包装，但是有手段在里面。《出租汽车司机》这样的片子结合得就很好。

　　但商业片目前的误区是求大求美求绚，去寻找大题材，而不是去寻找商业片的规律。今年的几部商业片，基本上是在比大，这种搞的不是创作，而是生产环节，在商业操作上很保险。当这些东西随着投资进来说，能不能这样一下，那样一下，导演就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

　　艺术创作要求保证导演的权利，每次赌的是你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成功，不光在观众和票房，还在于你自己是不是达到了一种好的状态。但是现在我在中国不太好说，不好意思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在想挣钱这个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你不想挣钱吗？你把电影拿到欧洲来不是为了寻求好的市场吗？

　　王小帅：我当然想挣钱，但我想在挣钱和工作的状态中找到一个平衡。我真的觉得那些挣了很多钱的人不见得比我幸福。当然我也恐慌，40岁的人了，看见大家都冲着钱去，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会很恐慌。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看平衡的程度，如果你为了挣钱把自己变成一件工具，那个漩涡也是很大的。商场里的漩涡是非常大的，你没有见过商人很有个性，你没有见过商人是今天一激动就拍板的，没有。我觉得人可能要活得自主一点的话，就看你舒服不舒服。

　　目前的大环境需要好莱坞，需要改变。我已经晚了，不具有被改变和被使用的价值。但有大量的年轻人可以使用，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更多在消费社会里成长，对这件事无所谓。

　　三联生活周刊：但欧洲人也许不能真正了解你的电影，《左右》这个题材其实还是很中国的，它的核心在于伦理冲突：为了拯救一个孩子的性命，前夫要和前妻重新在一起。但是在欧洲人看来，也许冲突没有这么剧烈。有的欧洲人也许喝醉了就和前妻睡在一起。

　　王小帅：其实这个题目有意思的是在于这个悖论：道德和伦理的冲突，为了一个光辉的理由要违反伦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遇到这种困境，只不过我是用我们的方式去演绎。这个电影我觉得，在中国人看来，能理解这是个天大的事。在欧洲人看来，确实可能这件事情没这么激烈。罗马尼亚今年得金棕榈奖的影片和流产有关，这也是必须在特定的时期，比如齐奥塞斯库的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才能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你有一个欧洲方面的制片人伊莎，在制作过程中，她会从什么角度来给你提建议？和中国方面的制片人对你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王小帅：比如说，中方制片人黄斌要求我多加音乐，多煽情，更加适合中国人口味。而反过来，从伊莎的角度，核心的事情已经太容易被误导到煽情了，要消解。她了解的不是中国人本身，而是带了西方视角来看。商业和艺术的结合，从普通意义上来说还是很难的，观众看得稀里哗啦的，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会觉得很不屑。但知识分子要求的，又一定是被观众所抛弃的。

　　但从另外的角度，毕加索成为毕加索不是因为大众喜欢，而是因为一些人发明了读解的方式，通过强势媒体灌输给了大众，使大众通过工业文化的发展也愿意去接受。大众喜欢就是好的，大众不喜欢就狗屁不是，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但是对于新事物的产生和演化是不对的。如果把新文化和事物发展全寄托在大众身上，你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会懒惰到什么程度。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电影的制作预算很低，只有近500万元，你是刻意控制在这个水平吗？目前国内似乎有个共识，艺术电影的投资不能超过这个数字，否则就收不回来，是出于这个考虑吗？

　　王小帅：全部制作费，将近500万元，这是个人刻意维持的成本。我觉得，一个堂堂13亿人口的中国，号称文明古国，一部电影如果30万欧元的投资也不能维持的话，就太危险了。当然，现在欧洲的市场也没那么好了，法国的电视台来买部片子，可能也就几十万欧元，但是毕竟他们还是会有钱来支持第三世界。

　　我现在说什么好像是人家觉得我在呼吁保护，但我们到三大电影节参赛的影片，如果用宽容的心态去看，真是可以看做是一种文化输出。我们把奥运会得奖看做一种荣耀，但政府并没把电影当做一种荣耀。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你认不认同这样的现实，你的电影观念和时代对电影消费的要求拉开了距离？

　　王小帅：我们可能是被时代抛弃的，是不合时宜的人。我们接受外来教育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才刚起步，是理想主义燃烧比较旺的年代，但现在是个消费的时代。我觉得，如果我是个小说家，那还会是个老式的小说家，一定是要拿诺贝尔奖。而有些小孩子会觉得，我要版税，不要诺贝尔奖。两种东西不同，标准也不同。但是我还是不认同有票房的就一定是好电影，我觉得很多好电影是没有票房的。这是价值判断问题，无可非议。精英文化还是要存在的，我们现在都在摒弃精英，摒弃文化，谁说谁负责任。都有一种非著名相声演员的优越感。

　　三联生活周刊：只要贬低自己就能赢得群众的支持，确实是大众文化的消极一面。

　　王小帅：我特别羡慕冯小刚，我说不想要票房也是吹牛，可是这边还有个环境能让你走走红地毯，国内就没有这个环境。

　　中国人最习惯的就是一窝蜂。上世纪80年代所有的电影研究就批评电影太商业化，那时所有的电影都是探索性的，现在反过来了。中国现在一定是在发展过程中，不要以为一时的趋势就是对的。美国也是大工厂制度完善后，才出现很多独立电影，而独立电影反过来又影响好莱坞。现在美国的大制片厂也全在拍续集，他们的创意已经缺乏，红火的是有创意的独立电影。我觉得，这个过程也一定会发生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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