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川：拍摄《南京》是一个去符号化的过程

　　走进导演陆川的工作室，第一眼就能看到书橱内各种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籍：《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拉贝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甚至还有日本松冈环著的《南京战：寻找封闭的记忆》。

　　“我会不停地重新阅读这些书籍和史料。拍《南京！南京！》期间，我的书都被剧组里的工作人员一本一本借走了，大家都在读，到现在我这儿只剩一半了。”陆川日前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陆川拿起案头的一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书的边沿贴着大大小小的黄色便签纸，上面记录着诸如“战俘男孩”“日本兵的追忆”等字样，这是他自己做的读书笔记。像这样贴着陆氏笔记的书还有数十本。

　　“其实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中国人的抵抗拍出来。”于是，导演陆川变成了研究者陆川。4年间，他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浩繁卷帙里浸泡，电影也从单纯对侵略的抵抗延展到对人性的探讨。

　　22日起，《南京！南京！》这部耗资8000多万元的电影终于在国内公映，中国民众的抵抗和一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挣扎是影片的主线。片中，年轻的日本士兵在目睹战争的血腥后，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打动了许多观众的同时，这样的角度也不可避免地把陆川推到了风口浪尖。批评者愤怒于导演竟然用如此多的戏份展现日本士兵“人的一面”。

　　面对质疑，陆川说，这其实是一次对中国、对日本都“去符号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要追溯到他开始阅读《魏特琳日记》。

　　明妮·魏特琳，《魏特琳日记》的作者，一位来自美国的教会教育工作者。在大屠杀期间，她利用所供职的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她在日记中关于人性和战争的记述，让身为电影人的陆川深刻地反思。

　　“我们过去更多是在哭诉屠杀的事实，我们习惯于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符号化了。但如果一直把他们当作妖魔去描述，一味去哭诉，世界上又有多少人会真正认同这种仇恨的情感？”陆川认为，要让世界认真思考南京大屠杀事件，就必须首先把日本人作为“人”来描述，这是必要的叙事策略。

　　这个尝试“去符号化”的过程异常艰难，然而前方还有更艰难的事情：让影片在日本上映。对于一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影片，其日本的发行之路势必坎坷，但陆川表示，一定要在日本上映。“就算自己贴钱，也要在日本找到发行方，哪怕是只公映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