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原著作者谈冯小刚：不认同他的改编

张翎。

京华时报3月19日报道 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让很多人知道了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作家张翎，与电影的温暖结局相比，她的小说《余震》更为冷峻。近日，张翎在北京推出了长篇小说《流年物语》和一部小说集，小说集中的《死着》写的是当下中国的故事，已被冯小刚买下影视改编权。张翎旅居国外多年，却专注中国故事，她觉得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中国，丧失了局部的亲切感，却也获得了整体观察。

关于新书

用全知视角写中国家庭纠葛

从小说《金山》到《阵痛》，张翎的小说关注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几代人的家庭命运。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流年物语》依然对准了大时代洪流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中国式家庭生活。小说以一座南方小城为中心，时间横跨上世纪50年代到本世纪初，故事中男性在大时代中有指点江山的气魄，女性在面对苦难生活时表现出了坚韧。

这个故事源自张翎故乡女友的故事，以及多年前的一桩风闻。她说：“我想写一个被母亲不情愿地拽进成人世界的小女孩，和一个能以钢铁般意志管辖自己的上半身却永远败给了下半身的男人。”《流年物语》最初是一个关于“贫穷和恐惧”的故事，但在创作过程中，张翎还融入两了多种主题，比如假象与真相，欲望和道义，追求和幻灭。

故事中，被丈夫认为愚昧丑陋毫无魅力的朱静芬，却总在最关键的时刻营救丈夫于危难之中；在婚姻中呈现着持久的谦恭和压抑状态的刘年，却会在另一个几乎无法与妻子相比的低贱女人身上，表现出狮子一样的自信和勇猛；清高得近乎玩世不恭的叶知秋，竟会撞在一桩很难算是真爱的婚外恋里，死得如此决绝义无反顾。

她透露，这部小说与以往7部长篇最大的不同在于叙事方式，她写了十多万字的时候发现几个主人公都有多重生活，只写一个侧面很难讲清楚。因此，引入了“物语”的叙事手法，用“全知”的视角来讲述几个家庭的纠葛，这是张翎创作上的全新尝试。在张翎看来，她并不是想去揭露什么黑幕和人性的丑陋，而是想写“苦难过后留下的影子”。

听说“书名长”卖得好

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中收录了张翎的4部中篇小说。其中，《死着》是新作，《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余震》《雁过藻溪》是此前的3部代表作。小说《死着》从病房里奄奄一息的路思铨写起，一场车祸引起了茶叶公司、交通大队、医院等多方力量博弈。主人公路思铨有着多重的社会角色，他的生死关系到情人身份会否曝光、交警的任务指标、医生的诊疗报告，以及公司利益等。

张翎透露，她以往的小说借助于童年、年轻时的生活经验，而这部小说中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力”的尝试，试图去写一个当下中国的故事。在《死着》中，张翎设计了一个盲人形象，茶妹。她是面对生死问题时唯一的智者，用张翎的话说，“既是荒谬的终结者，也是残忍的开启者。”小说中，张翎把生死瞬间的人性纠葛写得错综复杂，先把人逼到生活的死角然后审视他们突围的姿态，这也是4部小说共通的地方，

提到小说集的名字为何这么长，张翎笑言，听说书名起得长，书就卖得好。她解释说，比如《余震》中的母亲李元妮，“地震中死亡了24万人，在多少个家庭里面，每个人站起来的姿势是不一样的。”小说《死着》跟余华的《活着》有什么关系？张翎说，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在说人怎么活着，很少说人怎么死，她写完后想到的是哈姆雷特的那句话，“生存还是死亡”，感觉用这句英文做标题最贴切了。小说中，主人公的“死”是一个进行着的过程，因此就用了《死着》当题目，跟余华的《活着》没什么关系。

写作经历

当医生让我离痛苦更近

张翎原籍浙江温州，上世纪80年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远赴加拿大和美国留学，获得了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张翎41岁才开始发表小说，创作了《阵痛》《余震》《金山》《雁过藻溪》等，与严歌苓、虹影被誉为海外华文女作家的“三驾马车”。

社科院外文所的陆建德教授跟张翎是复旦大学的同学，前几天参加张翎这两本新书的分享会，他说：“我要能预测未来的话，肯定想不到有一天会在北京参加她的新书活动。”张翎本人也透露，没多去想能成为小说家这回事。上大学时，家里就让她报考医学专业，她死活不报。没想到多年后，为了养家糊口她又从事了跟医学相关的职业。

曾在诊所工作多年的张翎说：“我就把工作简单作为糊口的工具，不能太爱，又不能讨厌。没想到它给我提供糊口之外，给我写小说提供了很多灵感。有人问，为什么你小说经常关注疼痛、灾难？这都是跟我诊所里面接触的人有关，除了一部分正常的老年耳聋，相当一部分是战场上退役的老兵，他们损失的不仅仅是听力，而是对整个生活的影响，那种对疼痛的体会是不一样的。”

中国故事

局外人的好处是不随波逐流

女作家方方推荐《流年物语》时说：“张翎用她的乡愁为我们构建了她视野中的世界。她的文字深情而隽永，我们通过她富于才情的描述，看到了另一种人及另一种生活。”虽然多年旅居加拿大，但张翎一直写的都是中国故事。

张翎说：“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成年之后居住在哪里，在哪里写作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童年和青少年居住在哪里，哪一段记忆最深。我小说大部分动用的文化营养来自我童年时候故土的记忆。”虽然经常回国，但张翎总觉得自己是个过客，对当下的中国不太了解，也没有固定的生活、文化圈子。

也有评论家认为，张翎的语言细腻、善用比喻，这跟她的英语环境有关。张翎却不这么认为，她觉得对创作来说，生活在国外弊大于利，一方面阻隔了跟读者的交流，另一方面创作时常常有“没有根”的感觉。她形容自己是一个当下中国的局外人，丧失了局部的亲切感，但好处是不会随波逐流，不会去紧紧地抓住时代，“就像去卢浮宫看《拿破仑一世及皇后加冕典礼》，里面有几百个人物，退后几步看，感觉才会出来。”

电影改编

一开始不认可冯小刚的改编

很多人知道张翎还是通过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不过，她一开始去冯小刚的工作室看这部电影的样片时，却不太认可冯导的处理。“我对他说，火和鸟在现实中没有关系，不是所有苦难可以造就人，有一些苦难真的没有办法克服。”

两人的主要分歧在于，王小登要不要跟生母见面。小说《余震》中的处理是女儿站在雨后街上看着阳台上30年没见的母亲。母亲低下头看这个找路的女孩说，闺女你找谁，这个女孩脸上有点痒，一抹发现是眼泪，故事就停在这里了。冯小刚觉得，如果女儿不见生母，无法满足13亿中国观众的心理期待。

张翎说：“我有点感觉电影不是我的小说了，尽管谈的核心东西是一样，灾难把人性逼到绝境带出来的是什么。我小说中的色调是偏水墨画，石青石蓝。电影是偏红偏暖的，小说是偏阴偏冷的，我没办法比较橘子和苹果。每一个人看小说、看电影，我希望都从中得到不同东西丰富这个世界。”

经过与冯导的合作，张翎对电影改编的态度是，小说写完那一刻就像孩子长大了，“电影是另外一个行当，我不懂的事情交给懂的人去做。”如今，冯小刚已经购买了小说《死着》的影视改编权，张翎透露，冯导还没有着手去弄这个作品，大概会拍完一两部电影之后再考虑这部的事情。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