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声川戏剧作品：明星版话剧《暗恋桃花源》大连场
2016年1月9日 至 2016年1月10日 ，赖声川戏剧作品：明星版话剧《暗恋桃花源》大连场在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精彩上演。
基本信息
2016.01.09 - 2016.01.10
大连国际会议中心
以演出现场为准
以场馆规定为准
演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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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炅来啦！
黄磊来啦！
赖声川明星版话剧《暗恋桃花源》来啦！
《暗恋桃花源》(1986年)的灵感，来自赖声川有一次在台湾艺术馆看朋友排戏。下午彩排，晚上首演，可就在中间，还有两个小时要给幼稚园开毕业典礼。舞台上的彩排还没有结束，小朋友们都来了，钢琴啊，讲桌啊，都急着要往舞台上搬。本来，赖声川一直就在琢磨怎样在舞台上表达悲与喜乃是"一体 之两面"；整个大环境的混乱无序，正好给他提供了描述的对象。于是，各自并不完整 的悲剧"暗恋"与喜剧"桃花源"就这样出现在一个舞台上了。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受到干扰的刺激，《暗恋桃花源》这部戏不大可能在那个时候出现；舞台上没有干扰，这出 戏就不可能有表演的张力与动力，戏剧根本无法往前走。这里的干扰，各种各样，有悲剧与喜剧的干扰，有演员和演员的干扰，还有导演和演员的干扰、旁观者与演员的干扰 ，等等；可就是这么多种干扰，这么乱，居然从这中间又钻出个秩序来。"暗恋"与" 桃花源"两出戏同台演出之时，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经典时刻：剧场前台的服务人 员，算准了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这一时刻回到剧场；演员李立群与顾宝明都亲眼 见到过坐在第一排的观众，有人当场笑得从椅子上翻了下去。对于《暗恋桃花源》的演 出在当时造成的"盛况"，赖声川觉得并不奇怪：这是与台湾人潜意识中的愿望是符合 的。台湾的生活实在太乱了，这是台湾人共同的经历；然而身在其中，人们也能保持着 一种乱中的秩序。这种乱，转变成剧场中的错误，就是把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 这些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后，居然也生长出了它的秩序来。这出戏，统合了台 湾观众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它开掘的社会潜意识，综合了台湾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 ，甚至也反映了台北都市的百相。这种对社会潜意识的挖掘，再往深一步，表达在戏剧 艺术中，是有意识地提炼一种美学上的追求。
剧情简介
《暗恋桃花源》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暗恋"和"桃花源"是两个不相干的剧组，他们都与剧场签定了当晚彩排的和约，双方争执不下，谁也不肯相让。由于演出在即，他们不得不同时在剧场中彩排，遂成就了一出古今悲喜交错的舞台奇观。"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战乱离散；其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以相见，时以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以濒临病终。"桃花源"则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渔夫老陶之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桃花源；等他回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
《暗恋桃花源》一剧以奇特的戏剧结构和悲喜交错的观看效果闻名于世，被称为【表演工作坊】的"镇团之宝"。
赖声川的创作灵感
《暗恋桃花源》在我一生中，有相当的意义。她是我在台湾现在这一个混乱的局面之中，找到的一个平衡、一个人们渴望的秩序。暗恋和桃花源，两个完全不搭调的故事，被安排在同一个舞台上，一个是在病房里回忆过往情事的暗恋，一个是在桃花盛开的桃花源；这两个故事看似天南地北，但却可以从中找到他们的共通性。在创作时，我运用了许多对比、不和谐的人物、事情，来满足现代人在潜意识中的某种欲望，我不敢说这是幽默，但我能说，暗恋桃花源是你我生活中的一个小玩笑，一个会令人发出会心一笑的小玩笑。
创作的时候，我常会想着很多问题，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其实，说穿了，那就是人生嘛﹗每当我们在剧本中，设计一个人物时，不就是把许多的问题加在他或她的身上吗？如果一个角色，缺少了这些问题而是一个完美的形像，那这个角色只能活在剧本里；没有人能演好他，因为，他根本不是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的。
另外，我也曾经试图去颠覆一个形像、一个角色，就像是平常严肃的政治人物，可以用丑角的形式来表现他；又像是女人，也可以用男人的态度来诠释她。其实，太多的顾虑只会困住自己，绑住自己的思绪，有人说我的戏剧常加入很多政治的色彩，让人看了之后不知不觉中，有股莫名而来的压力；但是，我认为，我想要的就是要让我的观众以不一样的角度、视野和空间去看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他们是可以不一样的
一对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 因战乱而在上海相遇且相恋，却又因战乱而分开离散；两人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逃到台湾来，各自男婚女嫁，江滨柳一直痴心苦恋，直到四十年后两人才再相逢，时江滨柳已似风中残烛，濒临病终，这就是《暗恋》这出现代爱情悲剧的大纲。而《桃花源》则是在叙述武陵人"老陶"无法生育，而妻子"春花"却又跟"袁老板"私通，老陶无奈伤心的出走，溯河而上，意外地发现了桃花林，进入了桃花源中，度过了一段纯真烂漫到近乎梦幻的时光后，他回到武陵，发现原本如胶似漆，男欢女爱的春花与袁老板已陷入了现实的纠葛和相互的怨怼之中，并没有从此过着想象中幸福美满的快乐生活。
这两出戏在同一个剧场中争着排练，不时地相互干扰、打断了对方的演出，却无意巧妙的凑成了一出完美交错的舞台剧。根据导演赖声川表示：这出戏的灵感其实是出自于台湾舞台剧剧场的混乱环境，当年陈玉慧导演所导的《谢微笑》在艺术馆彩排，其实对剧场工作人员来说，那么该已是一种家常便饭的情况，《谢微笑》下午彩排，晚上首演，中间两小时却被安插了一场毕业典礼，剧场管理人根本不管他们还要装台、调灯、技术排练，只是一股脑儿的将各种活动安排插入，于是当天彩排都还没结束，小学生就已经坐在台下弓，另一方面钢琴、讲桌都等着要搬上台，造成混乱无序的情况。没想到这却引发了赖声川导演的灵感。于是《暗恋桃花源》 这部构思巧妙、安排缜密的好戏就此孕育而生。
语言艺术
话剧《暗恋桃花源》于1986年在台湾首次公演，引起岛内轰动，编导赖声川于1988年获"国家文艺奖"；1991年，该剧在美国、香港巡回演出；次年由赖声川亲自执导改编为电影，影片获1992年第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银奖，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剧片和最佳录音入围，及台湾影评人协会评选的1992年度十大华语片第3名。
《暗恋桃花源》及其表演工作坊作品。
该剧故事很简单："暗恋"剧组和"桃花源"剧组都与剧场签订了当晚在此彩排的合约，遂发生了对舞台的争夺。
"暗恋"是一出现代悲剧。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亦因战乱离散；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40年后才得一见，时已男婚女嫁多年，江滨柳濒临病终。
"桃花源"是一出古装喜剧。武陵人渔夫老陶，其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老陶离家出走，缘溪行，发现桃花源；入桃花源后，遇见的人还是春花和袁老板，但又似是而非，三人度过愉悦的时光；老陶回武陵后，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但家境破败。
《暗恋桃花源》就成了古今悲喜交错差互的舞台奇观。
赖声川说："《暗恋桃花源》的成功，在于它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种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出戏便是在混乱与干扰当中，钻出一个秩序来。让完全不搭调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搭调了。"
《暗恋桃花源》被拍成电影以后，影片事实上就成了三种语言的奇妙织体：台词(文字)语言，舞台(剧场)语言和电影(镜头)语言。三种语言的织体丰富了影片的语言层次感，这一点本身就颇有意味。电影不是什么综合艺术，不过，如果我们要对电影《暗恋桃花源》进行台词语言、舞台语言的分析的话，毫无疑问是在承认二者同属电影语言"讲述"范围内的前提下的。我们可以说，从电影语言到舞台语言到台词语言，对于《暗恋桃花源》而言，是向下兼容的。
台词语言话剧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的含义更多地偏向于诸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莎士比亚那里，人物的台词常常是一泻千里，痛快淋漓的。往往是通过语言造就不朽的人物。
词语意指之确定性的丧失
词语在话语中的意义主要是通过上下文关系来获得的，而不是依据字典的定义或字面的意思。今天尤为突出的是，词语作为一种符号，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一种确定性对应关系发生了松动甚至丧失。于是，以往被某种定义保护起来的概念遭到了迎面质疑。
"桃花源"刚开始是老陶在开酒瓶。这酒瓶有瓶盖但就是打不开。老陶一边说着："这叫什么家？买个药买一天了还买不回来，这还叫个家吗？"说完去拿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开酒不成，"不喝可以了吧！"把酒与刀拍在桌上。"我吃饼！"拿饼坐下，"武陵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个地方，穷山恶水，泼妇刁民，鸟不语花还不香呢！我老陶打个鱼嘛，嘿，那鱼好像都串通好了一块儿不上网！老婆满街跑没人管！什么地方！"吃饼，可这饼像橡皮一样根本吃不动。起身，用刀，"康里康朗康里康朗"，砍不动。"这叫什么刀？这叫什么饼？这根本就不是饼！大家都不是饼！" 在此，渔夫老陶的生存状态不是一个没酒没饼的问题，而是有酒喝不到、有饼吃不动的问题。他周围的任何一个事物，家，酒，刀，饼，地方，按老陶的说法，都已经不能再这样称呼了，甚至包括老婆在内。我们看到，这些东西虽然还是那个东西，可对老陶来说，确实已经不再具备那个东西的属性，从而老陶开始怀疑人们对它们的命名。
如果说上面所说还只是对具体的东西--"物"--而言，那么下述例子则直接就是对美学概念和范畴的质疑：
"桃花源"导演"袁老板"发现布景上的一棵桃树只剩下一片空白，而舞台上又莫名其妙地多了一棵桃树时，不禁大为不解。他叫来美工小林。小林说，这叫"留白"。"留白？"导演立刻挠头。小林说："这留白很有意境的啊！""意境？"导演的语气表明，他对这些概念根本抱有一种拒斥同时甚至有些恐惧的味道。"留白"、"意境"本来是中国传统艺术与美学理论的最高境界，可导演只通过对两个概念进行疑问句式的"重读"，就表达了一种态度。最后，他百思不得其解，苦闷地大声喝问："这棵桃树为什么要逃出来？"难道是为了"留白"和"意境"吗？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对老陶离家出走之行为缘由的询问。导演在戏中安排了老陶因老婆春花与袁老板有奸情而痛感"夫妻失和，家庭破碎，愤世嫉俗，情绪失调"，因此到上游去了；但导演在这里关于布景的一句呐喊似乎是说：我也不知道老陶出走的真正原因。这就对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情节"即"因果关系链"进行了一次破除。
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
对语言与人的关系的思索--人被语言所困，人通过语言得到解放。
自索绪尔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以来，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文科学的焦点课题。"桃花源"一剧中人物的说话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些思考。老陶来到桃花源，发现春花也在这儿。后经解释，原来不是春花，是桃花源中的女人。
成功原因
随着《暗恋桃花源》内地版上演，这部曾经在台湾大受欢迎的戏剧也受到了北京观众的热捧。《暗恋桃花源》是赖声川表演工作坊成立之后的第二部舞台剧。很快，继他们的创团戏《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几乎在一夜之间红遍台湾之后，继《那一夜》的CD与录音带的脱销、正版赶不上盗版的速度后，《暗恋桃花源》又一次突破了剧场的狭窄空间，成为当年台北大众都市文化的组成部分。
《暗恋桃花源》之所以能够突破戏剧艺术往往囿于小范围、小圈子的障碍，在于它在精湛的戏剧艺术之外，还恰当地引导着最普遍的社会情绪，让社会情绪在这里找到了释放---谁说"净化"的功能就只有在希腊悲剧里才能找到呢？关键还是在创作者怎么理解这个功能吧。从《那一夜》起，赖声川的戏剧都是在"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之间寻找着平衡。戏剧艺术在这二者的平衡之间扩大了它的影响面。而那平衡的根底，也许就在于对社会情绪的把握，对更多数人关怀所在的捕捉，以及对普通人生活的体察，而后，再凝聚成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学。《暗恋桃花源》首演，是在1986年。当时的社会气氛十分微妙，许多人都会暗暗感知一个变化即将到来，却也浑然不知这个变化的明确所指。在这二者底下，涌动着的是台北都市的纷繁乱象。《暗恋桃花源》的灵感来自复杂的乱象，而它也准确地呼应着当时的社会氛围。
如今，距离两岸互相观望的日子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赖声川的相声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也在北京、上海演出，甚至还在春节晚会上有过一个简短的版本。2008年秋，《暗恋桃花源》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演出，赖声川的父亲，中华民国前任驻美外交官，还亲自到现场观看。一时间赖声川也以他的睿智与宽厚成为了媒体的宠儿---如今，赖声川只要一到北京或者上海，也一定是当地媒体文化版或娱乐版追逐的对象。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和赖声川一直强调的"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的结合暗合，但，精致艺术与大众文化如何结合？或者，戏剧如何面对更为广阔的大众？
诚然，这里的复杂性一方面来自戏剧这种艺术类型本身的局限，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来自艺术家的追求。赖声川的剧场之所以能够在剧场的小群体与观众的大群体之间自由流动，一来自他常说的"关怀"二字：即一个人，一个普通人内心所应该具备的对他人、对社会的关怀；一来自他本人作为剧场工作者对戏剧"社会论坛"这种功能的体察。当然，这种态度或者立场不是天然生就的，更不是没有变化的。最开始做《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时的赖声川，一样以为剧场是边缘，只不过因为他们的关怀在无意中触到了那个年代许许多多台湾人共同的关怀，于是，他们就"偶然"地从边缘走到中心，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而相声剧以及由他的学生冯翊刚等人创办的"相声瓦舍"的许多作品，至今也仍然是台湾跑长途的司机们出门最爱带的录音带。
在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中，赖声川看到的是艺术作用于社会的巨大能量，他一直很在意那个巨大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并不是爆发式的，而是由一个个细微的末节积攒起来的：在《暗恋桃花源》中，这个末节可能只是江滨柳最爱吟唱的《追寻》，可能只是老陶买回来的饼不像饼，拿来的刀不像刀。也因此，赖声川的"关怀"，总是从个人出发：他在讲述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个体，聆听个人的故事，体察个体的微妙感受；通过这些片段的情绪，展现的却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症结。看上去，他只是触碰了一些与个人息息相关的细微末节，而其实，整个社会虽然盘根错节，但那些像原子一样细小的个体，却是它的根本，牵一发就能动全身，尽管碰到的只是神经末梢，却会让整个社会神经震颤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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