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金服陈龙：这既是企业越来越大的时代，也是企业越来越小的时代

2017年11月3日晚至4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DF）第二届年会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园成功召开，年会主题聚焦“数字金融的中国时代”，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上海新金融研究院（SFI）、陆金所（Lufax）协办，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提供学术支持。

11月4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常务理事、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在大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分享。

【陈龙现场演讲实录】

各位尊敬的老师、同学和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每次回到校园总是很开心，尤其那么美丽的校园。前天哥伦比亚大学的王能教授顺道来拜访我。他说起最近参加的一个基金的会议，参会的人花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讨论是不是要买茅台的股票。

说到这里，我们俩哈哈大笑。作为曾经的金融学教授，我们都花了很多年时间写文章，研究资本市场的趋势和套利机会。我和他说，我后来终于懂得，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预测市场，而是把金融当作一种服务业来做，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好的金融服务，或许才是金融走得最远的正道。

刚才我讲到的现象，就是在金融里面很多的资金和精力是花在寻找套利的机会，而不是直接解决企业或用户对金融的需求，大家都很熟悉，叫脱实向虚。脱实向虚，难普难惠，是金融一直以来最大的挑战。有人说·金融天生嫌贫爱富，其实更准确的表述，应该说由于成本效率的限制，嫌贫爱富是历史上金融能够在商业上可持续的前提条件，脱实向虚是因为全面服务实体经济不划算。而到今天，数字技术的进步正在改变这个前提条件。

数字技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普及速度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技术。蒸汽轮船发明160年后，印度尼西亚才享受到其便利。电力产生60年后，肯尼亚才通上电。而计算机出现15年后，就应用到了越南。手机和互联网只花了几年时间就出现在了发展中国家。截至2016年，在发展中国家中，80%的人拥有移动电话。在全球最贫穷的20%的人口中，超过70%的人拥有移动电话，却不一定有厕所或者清洁用水。

那么为什么数字技术能那么快地触及金字塔的底层呢？因为数字技术在效能上的迭代是史无前例的。摩尔定律告诉我们，每隔18个月，计算效能会增加一倍；这意味着在信息时代开启半个世纪之后，计算效能已经提升了数亿倍。今天一个iPhone7的计算能力已经是20年前IBM深蓝计算机的2000多倍，而每GB数据存储成本从1万美元降低至0.03美元。数字技术史无前例的迭代速度意味着被这个技术点亮的各种服务在获得史无前例的平民化和规模化。

数字技术的变革为普惠金融的规模化带来了真实的可能性。移动互联在深刻地改变金融触达用户的成本和效率，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的结合，也就是信息、算法和算力的结合，在深刻地改变了解用户、甄别风险的成本和效率。区块链带来了不需要信任的信任。正如19大报告指出的，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移动互联、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这样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你会发现，因为技术改变了，今天的金融，是不一样的金融。

金融的第一个不一样，是效率与成本的根本变革，让满足碎片化、规模化的金融需求成为可能。普惠金融中的普，不是在某村建立一个标杆，而是指真正的规模化，而在数字时代之前，我还没有看到可以规模化实现的方式。

肯尼亚只用了4年时间就覆盖了1400万移动支付的用户，印度的Paytm在两年多时间新增了2个多亿的移动支付用户。在今天的中国，移动支付不但非常普及，而且非常实惠。在美国这个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收单费率高达3%，而中国的支付费率已经降到了千分之六甚至更低。移动支付也很安全，传统银行卡的资损率是万分之二，我们是百万分之几的水平。既普且惠且安全且好用，移动支付已经成为数亿老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

数字技术带来的不止是支付的便利，而且是史无前例地积累信用的速度。实体经济不仅包括大企业和大工厂这些主动脉，也有如毛细血管般千千万万的小商小贩、小的创业者，而他们获得金融服务的关键障碍就是信用的缺失。在过去的几年中，因为有了数字信用，全国共有超过1000万商家获得了网商银行贷款授信，超过700万小微经营者获得资金支持。前面的例子告诉我们，实体经济中这些海量、碎片化的金融需求，也就是普惠金融的需求，只有通过技术才可能大规模的满足。

更重要的是，这种技术驱动的金融在落后的地方推广得更快。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新兴国家的金融科技在实践中发展地更快，而在中国，黄益平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得更快。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是最大、最快的普惠。也因为如此，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中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是普惠金融的优先选择，是一个国家战略。

新金融的第二个不一样，是数字技术正在和线下实体经济越来越深地融合，在推广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在重构实体经济，并同时降低数字鸿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数字农村金融。有一位叫范永杰的宁夏大学生，约着几个兄弟一起创业，开了家淘宝店，在线上贷款的支持下，把枸杞卖到了全国，让很多中年大叔获得了幸福感。他的生产经营是线下的，但是销售是线上的，而数字信用的积累，让他得到了金融的支持。有一位叫艾煌兮的湖南平江农民，三天就用手机贷到了款，买了辆三轮跑运输。终于不用去城里打工，可以留下来照顾妈妈了。背后的风控，是网商银行和中和农信合作，由中和农信做线下调查信贷决策和管理，而网商银行提供的人工智能学习能力，帮助中和农信把风控模型区分度（也叫KS值）从20%提升到40%。

在我们“电商+供应链金融+保险”的模式下，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可以获得稳定的产品供给，通过电商销售最终产品，这位重庆的肉牛养殖户蔡大姐，不但获得了资金和农业保险，而且通过龙头企业解决了销路。在这些例子中，农业的供应链在进行线上线下的重构，金融也是如此，而且是供应链重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这是今天数字农村金融让人激动人心的地方。

新金融的第三个不一样，是金融正在突破条块分割，从产品为本的B2C到以人为本的C2B。

从金融生态行业来说，重要的不是每个机构什么都自己做，而是以用户为核心合作服务，混业的有机合作成为行业的普遍趋势。我常常听到人问，未来的金融到底是传统金融的天下还是金融科技的天下？这是典型的B2C思维。未来应该是C2B，是用户的天下，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以用户为核心构建服务生态。

因为金融服务是如此的不够普及和深入，这个生态是共同做大的蛋糕，共同受益的增量。中国95%以上的金融资产，和97%的支付体量，实际上都还在传统金融机构手中。我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因为技术的冲击而发生大量资产流失甚至破产。以用户为核心的生态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新金融的第四个不一样，是金融的精神正在改变，从华尔街之狼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

我曾经做过很多年金融学老师，也见过很多老师和从业者，读过很多金融的教科书，有趣的是，大家几乎无论在课堂上，谈论中，还是书本里，我们讨论的往往是市场的趋势和套利的机会，几乎没有人讲金融的理想是什么。像每一个行业一样，金融当然是有理想的，这个理想不是赚钱，而是把金融当作一种服务业来做，让每个人都能够获得好的金融服务，赚钱只是这个努力的自然结果。

那么金融加上技术，就会自然的普惠吗？上个星期互联网金融协会论坛的主题是技术驱动，坚守初心。谢平教授在论坛上分享观点，他说因为体制的关系，从历史经验看，靠现有的传统的金融机构去推动普惠金融有一个大问号。我的观点是，我们不需要争议金融机构到底是嫌贫爱富还是应该坚持初心，只要技术能够把成本效率降下来，再加上市场机制，就一定有机构去把普惠金融当作蓝海当作使命去做，进而推动整个市场转变。

技术＋市场化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正确姿势。所以在推动普惠金融和农村金融的时候，国家最需要做的，可能是在建设技术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推动市场化的数字普惠金融机制，而非寄望于特定机构去解决问题。

那么数字技术是不是会有益于竞争呢？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数字时代企业发展的几个趋势。

第一个趋势，这是一个创业越来越容易成功的时代。以美国2C初创企业达到独角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时间为例，90年代大部分初创企业，除了谷歌之外，进入独角兽行列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千禧年之后，不但变成独角兽的企业的目睹大为增加，而且绝大部分都花了不到10年时间。已经深刻改变很多人生活的许多公司，包括脸谱、推特、Airbnb、Uber 、Linkedin等企业，都是千禧年之后诞生的。

同样的趋势也发生在中国，而且更为显著。大部分独角兽都是在千禧年之后产生，从京东、美团、滴滴打车、小米、众安保险，到OFO单车，这些初创企业服务上千万用户，跻身独角兽所需时间越来越短。创业周期越来越短，说明获取用户、懂得用户、提供服务和外部协调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企业可以迅速积累大规模服务用户的能力。用科斯的语言来说，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越来越低，市场的边界越来越大，包括原来不能触达的长尾用户也进入了市场。

第二个趋势，这也是一个企业规模越来越大的时代。美国营收前100强的企业，其营收总额，从1988年的1.3万美元，飙升到2016年的7.4万亿美元，不到30年时间翻了6倍；其营收占GDP的比率，也从1988年的25%逐渐上升到2016年的40%。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在1994年的营收占美国GDP的58%，到201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3%，企业规模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并且超过了经济的增长。企业越来越大，意味着计划能力越来越强。技术改变市场效率的逻辑，也适用于企业内部。这是一个大企业繁荣的时代。

第三个趋势，这是一个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崛起的时代。阿里巴巴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企业，却没有一分自己的库存，其作用是把上千万大大小小的企业和数亿消费者连接在一起；空中食宿（Airbnb）可以不拥有一间自己的客房，却为旅游者提供世界上最多的住宿选择；苹果商店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最大的数字产品平台。平台和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双边市场，其核心竞争力，是用技术的力量助益平台各方的参与，解构本来属于一个企业的功能，带来信息的有效交流，从以机构为核心（B2C）转变为以用户为核心（C2B），共同为消费者服务。这种模式的崛起意味着市场经济被技术赋能，和各种场景紧密结合，构成生态，其结果是平台上的万物生长。

第四个趋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表现在企业繁荣的寿命越来越短。美国在1920年代编制的标普指数的90个企业中（那时只有90个企业），其后保持在指数中的平均寿命是65年；到2016年，典型的500强企业保留在指数中的预期寿命少于20年。前面20位企业排位在过去10年的剧烈变迁也是这个趋势的佐证。互联网公司的快速迭代更是枚不胜举，颠覆越来越成为每个行业讨论的惯常话题。

把这几个趋势结合起来，我们看到这既是一个企业越来越大的时代，也是一个企业越来越小的时代，更是一个打破企业边界的用户导向的时代。这是一个市场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时代，也是一个创新创业越来越频繁、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代。

技术和市场机制的结合，仍然是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用的话来说，“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数字时代，技术+市场化，是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最佳路径。

当然，推动金融创新，一定要平衡好风险与对社会的收益。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创新成为发展的第一动力的话，科技与金融创新离不开赋能的监管环境。这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是沙盒机制，就是在可控环境里面尝试金融创新。2016年6月，英国正式启动“沙盒监管”政策，上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了《监管沙盒实践经验报告》，其中提到有50家参与企业，总体达到效果，具体表现在：

（1）减少创新落地的时间和成本，报告表明沙箱在帮助企业理解监管框架、加快产品推向市场和减少外部合规顾问费用上具有显著价值。

（2）让产品能得到充分的测试和改良，从沙箱走向外部市场时，1/3企业会根据沙箱中收获的经验与教训，修正商业模式。

（3）允许监管机构与创新企业共同为新产品建立适当的消费者保护措施，例如，企业被要求制定“退出预案”，确保测试可以在任何时候关闭，同时让消费者损失最小化。

刚才讲的是英国，更应该被点赞的是中国。正是在一行三会和互联网金融协会推动的前瞻、鼓励的政策和监管环境下，中国的金融科技的应用才能够得到大力发展，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我几个星期前刚参加IMF年会回来，IMF总裁拉加德最近数次用“美丽新世界”来形容金融科技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其中多次盛赞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我们也期待看到沙盒机制在中国的实际、有成果的落地。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技术改变了商业的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就会改变，商业精神也会改变。在这个数字技术时代，我们正在看到不一样的金融，这种金融最重要的特点，是规模化、平民化，是和实体经济融合在一起，伴随着这个变化的，是不一样的金融精神。这个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对所有的从业者敞开，这个金融的新时代值得期待。